三哥他们早就收好网了，看李赟上来，递上一个蛇皮袋，帮着把网连鱼一起装进去，袋口拧拧正好方便攥着。
攥着袋子的右手腕稍用劲，胳膊随着手腕的劲扬起来，袋子就轻巧的背在肩上，几年没干这活了，现在仿佛是刻在骨子这么熟练。
几个人背着一晚的收获，精神十足的沿着来时的小道向村里走去，到了工地，三哥的几个朋友停下，他们是附近村里的，来干活都是骑着摩托车来，干活的翻斗车都放在工地。
像他们干活的翻斗车，说实话都是三无车辆，无牌照，无手续，无保险，在工地里只要用车方不管，就没人管。可是上路让交警查着了，直接没收报废。
这事是不合法但是合理，农民一是手里没钱，买个新翻斗车，即使是最便宜的那种也得二十多万块钱，买了新车了，就得办上手续，有手续了意味着你啥也不干就得交钱，再说了有了手续也不意味着你上路不挨罚，随便找你个理由借口就得几百上千的罚款，并且司机对于这样的权利部门就跟病人和医生的关系一样，你只管听着，别叽歪，掏钱还得说我好。
上次回家，李赟还听说在市里有一个团伙，私制他们自己标志的车牌，威胁利诱附近的运输车辆买他们的车牌，挂上他们的车牌，从东边港口到市里这一段路可以免交养路费，不怕警察罚款。
可别说，还真有不少挂他们车牌的，李赟回来时在路上就看到过。
他们的车牌也是根据车型大小收费，三吨以下的每月一千五，五吨的两千，八吨的三千，半挂车就是五千。
按说他们这是违法，但是司机都算自己的小账，过收费站每个月也得有这个费用的一半，但是这个沿路的罚款就没个数了，最低也少不了这个车牌钱，听说最多的有一个月让罚了两万的。
所以这个车牌就有市场，至于这一路的通行，他们这一伙采取在收费站设专人在现场威胁、收买、强闯等手段让挂他们车牌的车辆通过。
有车辆让交警查扣后，他们也是采取一样的手段把车弄走，这样逐渐的他们名气打出去后，自愿找他们买车牌的司机越来越多。
所以说在有些部门罚款代替了处罚后，一切都变了味，不但你有权利的认为老百姓是肥肉，就连混混都认为老百姓是肥肉，这是谁的错。
最后，老百姓会迷茫，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了？
这事，李赟听说后是气愤不已，前辈浴血奋战打下来的江山，不是这些蛆虫可以蚕食的，这事都不敢跟姥爷说，如果跟他说了，他绝对会跑到县政府骂街，说不准还敢踹县太爷的门。
到时人家找来派出所给你按上一个扰乱社会治安和破化公物的罪名，姥爷是心里畅快了，可是家里人难受了，这不是他当年半夜去打鬼子炮楼的时候了。
所以李赟为了避免此类情况的出现，在又了解了一些情况后，给婷婷打了一个电话。
她现在还在帮小师妹做越野大赛的宣传工作，但是她在随基金会走访时拍的新闻，写的新闻稿已经引起了国家新闻社的注意，上个月一封录用她做实习记者的通知发到了基金会，她准备在做完这次越野大赛的宣传工作后再去新闻社报道。
李赟就是要让她来调查自己家乡的这个车牌事件，作为她进入国家新闻社的第一次报道。
说实话国家新闻社录用她，不可否认有她爸爸的影响，但是首先她的能力得到了新闻社的认可，不然人家不会养闲人的。
在新闻社如果就是个普通的小记者，也不会自己想调查什么就能调查什么，没有那么随心所欲的事。
但是谁让婷婷有他爸的面子呢，一般不是特别为难领导的问题，相信她递交上去申请，领导会很愉快的批准。
其实车牌这个事，让新闻社知道了，肯定是会派记者来调查报道的，让婷婷来，，这只是算提前指定罢了，不是什么违规违纪的事，只是个工作流程顺序的事。
果然在李赟在告诉了她这个事后，那兴奋劲透过电话就能感觉的出来，恨不得马上着手调查。还是让李赟压住了：“你先把手里的工作干好，不管干什么也得有始有终。然后先去单位报到，领导批准了再来调查，来了后，我找两个人陪你。”
这事虽然安排给了婷婷，但是私底下的工作，李赟得给准备好，这种调查，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
别信赖那些人的底线，如果是在魔都或者京城这些大城市，不是很担心这个事。但是在这种小城市，还是自己保护好自己最重要。
前几年，县里出了一个法官的传说，县里有个企业和外地企业有一个经济官司，在本地县法院起诉后，法院派出法警把对方的负责人给带回来了，这中间的对与错，其实法官按法律依法审判是正常操作。
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个当时震惊全国的事件！
对方可能是因为担心负责人让给带走的安全问题，那个时代对于跨区抓人这是个很严重的事，再说不是刑事案件，只是个经济纠纷，这种事放到谁身上也害怕。
当时在国家电视台有一个节目叫做“聚焦访谈”。他们就打电话到这个栏目组，栏目组认为这是一个法制典型的例子，认为有新闻价值，于是栏目组就派出记者到县里调查。
当时那个栏目组也没钱啊，记者乘坐飞机先到的滨城，然后乘坐大巴车到了县城，这个记者经历过此类案件，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