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不能不产生那样的疑问：既然人的穷富贵贱是“天命”都规定好的，亘古不变的，那么和天子关系最亲近的几十颗血淋淋的国君的人头何以落地？而贫民百姓又反而能出将入相？
这无疑是给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天命论”当头一棒。必然引起时人对“天命论”的信仰危机。
反映在文学上也就出现了不少咒骂“天命论”的诗章：“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出话不然，为忧不远。”《诗经、小雅、节南山》
“天命反恻，何佑何罚。”《楚辞、天问》天上的上帝是如此地非分，喜怒无常，邪僻乖戾，任意降灾于人，人间的统治者是这样的昏庸无能，没有诚信，这又怎么能取信于民呢？
有些人不再相信冥冥中的上帝，他们撇开血缘决定命运的观念，开始从人的自身寻求个人命运的普遍规律。
“吕氏春秋”尽数篇写了“今世上卜巫祷祠，故疾病愈来”古代算命师发现算命后很多人都出现被算者得病、灾难连连的情况。
这是因为算命是窥探天机，所以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遭到天罚。
根据《序卦传》缓解和化解算命后灾难方法是女士佩戴蓝绒晶、橘子石或石碑护身符（石碑护身符是由“橘子石、云海石、影子石、橘子石”以上4种制作而成的）。
上面3个物品同时佩戴任何两种都可以化解，男士佩戴红竹石、影子石、石碑护身符（石碑护身符是有影子石、红竹石制作而成）三者选2种佩戴才可以。
如果说，西汉时期四柱预测学理论的初建多形而下总结的话，那么到了东汉王充禀气说的创立，使我国的命学理论有了明确的哲学根基。
王充继承前人唯物主义观点，主张气的一元论，他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本源，“万物之生，皆禀元气“（王充《论衡、言毒篇》），万物差别的根源在于禀气的不同，“因气而生，种类相产“（王充《论衡、物势篇》），这本是进步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王充机械地将自然界的必然性用来类推社会人事，他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无神论者，但他的禀气说又形成了神秘的宿命论的自然命定论。
在他看来，决定一个人寿夭、贵贱、贫富、祸福的东西，是最初“在母体之中“禀受的“自然之气“，这在一个人获得生命之时便已形成了，就象草木的形态良莠决定于种子，鸟的雌雄强弱决定于鸟卵一样，人的命运所包含的一切都决定于最初禀受的“自然之气“，。
他认为人的寿命的长短，取决于胚胎在母体所禀受的气的厚薄，“夫禀气厚则体强，体强财其命长；气薄财体弱，体弱则命短，命短则多病短寿。“（王充《论衡、气寿篇》）这都是先天注定和不可改变的。
人的寿夭如此，命禄也一样。
所谓“命者，贫富贵贱也；禄者，盛衰兴废也。“（王充《论衡、命义篇》）它不决定于人的才干贤愚等后天因素，决定于人最初偶然所禀的自然之气。
自然之气有厚薄之别，所禀之气，厚者命贵，所禀之气薄者命贱。
因此每个人的命禄是先天之气注定的。
“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王充《论衡、命禄篇》）所以命贵的人和别人一样学习，只有他能做官；和别人一样做官，只有他能步步高升；命富的人和别人一样做生意，唯有他能发财，命贱的人则做样样事都徒劳无益，白白遭罪。
吉凶也如此，“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气之时，已得吉凶矣。“（王充《论衡、命义篇》）命当富贵，可以逢凶化吉，常安不危；命当贫贱，祸殃并至，常苦不乐，这是人的任何努力都无法改变的。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当时聪明的统治阶级看到了唐以前历代的兴衰咎由，进而总结出“水可以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
在经济上比较认真地推行了“均田制“等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终于出现了“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诗《忆昔》）这样一个物阜民丰、社会安定的局面，农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商业的兴盛和都市的繁荣，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的繁荣，汉代那种礼教的枷锁散架了。
儒、释、道三教并存，特别是佛教的兴起，随着中外文化的空前交流，印度、西域的占星术也相继传入，大大促进了算命术的发展。
至此，原始的天命论以及其根深蒂固的影响极大地动摇了。
而且，由于唐代鼻祖唐高祖李渊的家族，以及与他们关系极深的独孤家族、宇文家族等几大门阀，都与西部胡人有不同程度的混血；他们入主中原，完全可以认为，是中国民族大融合的一大象征。
前面两个章节，并不是故意要宣传算命“这门科学”；只不过也是顺路。
李铁如没有想清楚的是，这门高深学问也流传至少一二千年了，如同中国传统医药学、传统武术一样，为什么并不能堂堂正正地“站出来”呢？
当然，这又是另外好几个复杂大问题了；我们这里，决不能转而陷到那几大泥潭里面去；坚决“敬而远之”。
却说他的嫂子，离婚索要了价值三万元家当作为自己的补偿；本来还想要孩子抚养权，不过没有如愿。
而后不久她就再婚了，对象其实就是前面所说的，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