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江明是个极少数的例外，他认为下围棋只是“玩耍”。
酒席不是很热闹，主要也是因为人太少了；江明主要是为了与小伙伴叙旧，同时尽东道主的义务。
他的心思早已不放在下围棋上面了，他认为那最多只能当做业余爱好，绝不能投入过得精力；否则就是玩物丧志了。
这点，此时他当然不好明确地表达出来；他主要与荆上聊天，问问对方，在张家口府的发展如何？
荆上对儿时的小伙伴，并没有什么专业高手的架子；一五一十地说起他在家乡，进行少儿围棋培训的苦与乐。
江明又问他，你还参加不参加升段赛（专业棋手的）？
荆上有些苦恼，回答说，那肯定还是得参加啊；我对棋的进步还是有要求的。
其实，底层专业棋手，后来渐渐地就没有竞争力了。
中国围棋职业棋手等级分，是反映中国职业棋手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
它于1995年1月1日起开始试行，两年后于1997年1月1日正式施行，是中国职业围棋继实行段位制后又一项意义深远的创新。
中国围棋发展过程中的第一项革命性措施是1964年实行段位制，第一批获得段位的棋手共43名，从初段至五段，最高为五段。
1982年国家体委正式颁布《围棋棋手段位标准》，同时公布了中国第一批高段棋手，包括中国最早获得九段段位的三名棋手：陈祖德、聂卫平、吴淞笙。
但段位作为一种只升不降，一旦获得就终身拥有的荣誉称号，随着围棋运动不断发展，已经比较突出地显露了它的局限性。
等级分作为棋手比赛成绩的数学化指标，具有一定科学性。
它是根据棋手一段时间内比赛成绩的好坏确定升降的。
因此，等级分能够及时地反映棋手的即时实力水平，也适应了围棋发展的需要。
等级分反映的是棋手的即时实力水平，围棋段位是棋手获得的段位等级称号，二者对全面衡量棋手的实力起着互为补充的作用。围棋等级分暂不与升段与否挂钩。
等级分制从1995年1月1日至1996年12月31日为试行期。
在试行期内，对国家体委指定的比赛都进行了计分并公布。
等级分启动阶段，原则上按棋手段位一次性确定各自的等级分。
具体标准为：九段2560分、八段2520分、七段2480分、六段2440分、五段2400分、四段2360分、三段2320分、二段2280分、初段2240分。
对有过特殊贡献的个别棋手适当加分。
如聂卫平九段和马晓春九段因在很多重大比赛上都有突出成绩，他俩的等级分比其他九段棋手高出40分，以2600分同列榜首。
等级分最初由省体委于每年的1月1日和7月1日各公布一次，1999年起，改为现行的每4个月公布一次。
等级分制度在中国围棋的发展当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对中国职业棋手的促进方面，更客观的反映了职业棋手当下的实力，为不同层次的棋手们提供了与其水平相符的参赛权利，从而较好地推动了中国围棋的发展。
可以说，段位制确实难以特别量化棋手的实力强弱，有些不符合当今竞争越发激烈的社会的潮流要求。
如今正式执行了等级分制三年，中国围棋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不同；虽然总体成绩暂时并没有多少变化，但是“优胜劣汰”的良性竞争机制已经确立了。
这个机制有多重要？其实现在人们很可能还不明白。
中国社会是特别讲究人情味、讲究关系学的，这方面其实已经太过于“发达”了；以至于很多时候、很多事情，不能够按照正常程序办事。
比如说，专业棋手们本来应该必须按照实力强弱排列位次；但是，怎么界定谁强谁弱呢？
要不要按照段位比较，或是不按照段位比较又该如何？
于是，参照西方盛行的国际象棋的办法，等级分制就应运而生了。
说白了，怎么量化都不一定好，直接用分数说话，那才是最直观的！
不久以后，所有人就很自然的接受了这个“新生事物”。
等级分制执行了几年后，专业棋手们的实力强弱、进步态势与退步态势就一目了然了。
荆上这样的专业棋手，在韩国与日本也是占绝大多数的比例。
不可能专门依靠参加比赛而生存，基本上需要靠教棋及与业余棋手下指导棋来获得收入而维持生活；而纯粹靠比赛成绩出色，取得奖金生活的，金字塔顶端的棋手，三国都不过仅有十余人而已。
中国有句名言——“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句谚语也不知流传多少年，反正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而且人们根本就知道，各行各业都有出类拔萃的、状元级别的精通者，但是绝大多数人，就只能是普通一员。
所谓“三百六十行”，即是指各行各业的行当而言，也就是社会的工种。
俗话说得好：“敲锣卖糖，各干一行”。
关于行业，自唐代开始就有三十六行的记载。
宋代周辉《清波杂志》上便记有肉肆行、海味行、酱料行、花果行、鲜鱼行、宫粉行、成衣行、药肆行、扎作行、棺木行、故旧行、陶土行、仵作行、鼓乐行、杂耍行、皮革行等等。
由三十六行如何发展为“三百六十行”呢？
据徐珂《清稗类钞·农商类》载：“三十六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