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很多典籍专门讲酒，如西周的《酒诰》，西汉的《酒赋》《酒箴》，东晋的《酒诫》和初唐的《酒经》《酒谱》等等。可见，酒很早就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
与酒文化一样久远的是劝酒文化。
中国古代的餐饮担负着极为重要的社交功能，所以延宕的时间较长。
唐代的宴会一般从上午开始，一直持续到黄昏，算来不下七八个小时。
清朝时期，很多公家买单的宴会甚至持续三五天，这些既是社交活动，也是政治活动。
贯穿宴饮活动的，除了丝竹歌舞外，就是酒。中国早期的劝酒风气源自各种持续时间很长的宴会。
一顿饭吃这么长时间，话题必然枯竭，干喝也无趣，于是便发明了各式各样的劝酒技巧。
严格地说，劝酒源于敬酒，而敬酒是宗法社会遗留下来的旧俗。
敬酒是有社会等级区分的，臣敬君，子敬父，弟敬兄，下级敬上级，晚辈敬长辈等。
敬酒首先是下对上的互动，相对没有强制性。
但，上对下的互动，可称作回敬，也可以是主动敬，就有了极大的强制性。
最早的劝酒多来自上对下的敬酒。
尤其是从家过度到国，这种lún_lǐ慢慢变成了政治强制力。
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政治语境下的强制性劝酒案例，有些妙趣横生，但也有很多案例异常残忍，让人毛骨悚然。
中国历史上逼酒最绝的算是西晋的石崇。
据《世说新语》记载，石崇经常宴请达官贵人，并且喜欢劝酒、逼酒。
他的绝招是，让家里养的美女给客人敬酒、劝酒。
如果哪位客人没喝干美女敬的酒，他就吆喝家丁，把美女的人头割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客人碍于人命关天，不得不多喝，直到酩酊大醉。
后来在东晋担任大将军的王敦偏不信这个邪，无论美女怎么劝酒就是一滴也不喝。
石崇毫不犹豫地连续杀了三个美女，以逼迫王敦喝酒。
在中国古代，酒本是政治统治的道具，并非大众饮食文化。
现代人谈到的酒文化更多是饮食文化中的酒文化。
其实，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内，酒文化与饮食文化并没有关系。
早期酒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与祭祀、庆典等礼仪结合紧密，是属于皇家与当权者的上层文化。
酒的稀缺性与神秘性，为各种仪式做点缀，用庄严与宏达的场面诠释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在集权的君主政体下，权力高度集中，得到权力的一方极为恐惧失去权力，于是便编制了各种礼仪，举办各种活动，以便维护自己地位的正统与神圣。
由于政权对酒的高度垄断，所以早期的饮酒也被列入政治活动的内容之一，并非现在意义上的饮食文化。
酒是奢侈品，是稀缺资源，唯有皇室与贵族才可以享有。
而皇室与贵族的宴饮行为多披着政治的外衣。
酒的这个性质决定了它不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消费品，所以酒文化一开始就与政治相融合。
饮酒礼仪的庄严，形式的高雅，场面的庄重，都成了政治的道具。
从后期演化出来的酒器可以看出，形状大小无不象征着权威。
酒文化的扩展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随着技术进步与经济的发展，慢慢自上而下渗透。
统治集团形成的政治性酒文化慢慢向社会各阶层蔓延，影响深远。
从最初的政治统治道具，到普通大众的消费品，酒与酒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深入到国人心中。
可以说，当代的酒文化是古代政治文化演化过来的，有着政治强制性的阴影。
这是中国酒文化与其他国各酒文化最根本的区别。
酒文化源于政治文化，是传统社会政治统治的道具，后来下移到社会普通大众生活中。
这个过程极为漫长，但也影响深刻，最终高度异化了中国人的人际情感。
在中国，除了皇家法律系统外，社会与家庭的lún_lǐ和礼仪也具有高度的强制性。
宗法社会下，每个人在家中、社会上都有自己的位置，以等级来区分，社会上并没有平等的大多数。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多数是不对等的，所有不对等的关系之间一旦互动，就会产生强制性。
家庭lún_lǐ、社会lún_lǐ都是这样。
所谓“国家”不过是“家”向“国”的延伸，“家”是“国”的迷你版。
两者不过是换了身衣服，内核还是一样的。
国家讲究的秩序与原则，反映在家庭里，就是家庭lún_lǐ与礼仪秩序。
普通百姓的酒桌文化不过是宫廷、贵族酒桌文化在老百姓身上的体现罢了。
酒文化带来的规则与礼仪，折射了尘世间的游戏规则，为整个社会的统治秩序提供了“理论支撑”。
传统社会的酒文化与人的身份、地位、权势有着密切的关系，始终闪烁着强制与被强制的关系。
席位的秩序，器皿的多寡，摆设的位置，与当事人在社会上的位置和扮演的角色完全吻合。
家庭酒桌上森严的等级，以及严格的长幼尊卑，最直观地反映出当事人的血统、地位、权力。
其中隐含着当事人对食物占有的顺序、数量、权力的多寡等。
在家庭中坐错位置，是极为严重的失礼行为。
很多人在步入社会之前，要通过家庭环境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