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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三章惹祸

尽管日本试图将中国变成保护国的阴谋最终破产,但中国在这次危机中受损的程度也是惊人的,譬如延长旅大租期至九十九年等等,都是不可思议的、丧权辱国的。在条约签订的第二天,袁世凯在大总统申令中表示,该条约“创巨痛深,引为惭憾,己则不竞,何尤于人。我之积弱召侮,事非旦夕,亦由予德薄能鲜,有以致之”,其中的奈、惭愧之情,溢于言表。

如果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双方实力对比来看,当时袁世凯所采取的外交和谈判策略还算是可圈可点,后来历史学家将“二十一条”认定为袁世凯为复辟帝制而采取的投日卖国行为,这就未免言之不公了。正如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所说的:“当年袁世凯应许‘二十一条’时,我是学生,一腔热血,誓死反对;及至二十年后我执政,还不如人家”。

毕竟,在当时实力悬殊的情况下,逞一时之勇并非明智之策,而袁世凯也并没有像宣传中所称的全盘接受“二十一条”;至于在谈判中所做的巨大牺牲和让步,实属委曲求全的屈辱外交而非卖国性质。笔者并非有意为袁世凯等人喊冤抱屈,乃历史评判须以事实为基础,如果仅从忠奸之价值判断,难免脱离事实之真相,对历史人物也是不公道的。在民族感情受到伤害的情况下,参与谈判的曹汝霖、陆宗舆(时任驻日公使)在“五四”运动时被爱国学生所追打,也是可奈何之事。所谓“弱国外交”,弱国的外交人员更是在火上烤也。

难能可贵的是,被袁世凯通缉而流亡海外的国民党人如黄兴、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等人,他们在国难面前非但没有乘袁之危而共同倒袁,相反,他们却选择了公开呼吁同志“暂停革命,一致对日”。当时因政见相异而与孙中山一度失和的黄兴,当时也拉下面子亲自写信给孙中山,劝他暂时“放弃讨袁工作,免为日本所逞”。这才是真正的革命:b

如今举国都在抗日,王茂如自然也不能例外,只是迫于日本人的压力,又不得不释放这个间谍,国弱个人强必死疑,王茂如只好忍下气来期待秋后算账的打算了。

正所谓福双至祸不单行,这边因为日本人的事儿憋气,那边毕桂芳又带着唐宝琪去了恰克图谈判去了,唐宝琪甚至只来得及写信告别。等到王茂如处理完小日本的事儿,受了一肚子气寻思寻找一个温暖的怀抱,让自己一颗受伤的心抚慰抚慰,却只得到一封冷冷的离别书。这猴年马月才能见一次面啊,王茂如心中感慨道,毕桂芳这老头你也忒不是东西,今日的事儿,咱俩可没完。你是故意的怎的?都差最后一签定了,还把俺媳妇拐跑了,你给我等着,咱走着瞧。有道是又出不报非君子,王茂如当真大半年之后报了仇,让毕桂芳吃羹了。

他还在寻思宝琪被拐跑一事儿呢,然而却不知因为他擅自袭击西布特哈都统营,并活捉了贵福,引得东蒙诸位蒙古王爷大惊,尤其是贵福的父亲呼伦贝尔副都统胜福,他立即派人要求第十七混成旅马上释放贵福。(实际上贵福是胜负的侄子,由胜福子女,将他抚养长大形同亲子,文中为了需要略作改动)

王茂如对那蒙匪的代表说我代表的是政府军,你们找北京政府吧。胜福立即打电报给北京,要求立即释放他的儿子,西布特哈都统贵福,并且代表全东蒙的王爷发来威胁令,一旦贵福出事,东蒙古诸王绝不会与中央展开任何谈判。

王茂如这算是捅了马蜂窝,他还突然不自知,直到袁世凯一封电报,让他酌情释放贵福,并且回北京解释这次冲突,这才让他清楚自己的举动引来多大的震动。不过王茂如不是个坐以待毙的人,他向北京打电报,说自己即刻带战俘贵福南下北京,但不会私放贵福,因为他是代表政府对叛军的围剿,而不是两国交战。

北京方面允许他带贵福回北京,同时胜福得知儿子贵福安然恙,松了一口气,也不再强硬,允许他在北京释放。

于是王茂如把军队让参谋长祝永泉和总务处长何如飞,143团团长李品仙暂时共同管理,如有要事立即发电报报告。他自己带着副官们,亲兵和财务处长赵佳诚,以及商元青骑兵队和他的近卫队押送着贵福南下,乘坐火车抵达了北京。

1915年初,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活动。在段芝贵策动下,14省将军联名通电拥戴袁世凯“速正大位”,黑龙江省督军朱庆澜名列其中。在全国讨伐声和部下的鼓吹声中,袁世凯终于迈出了称帝的步伐,作为袁克定的下属,王茂如自然也鼓吹袁世凯称帝,签了署名,黑龙江总督朱庆澜同时署名,声称袁世凯称帝乃天命所归,边境民壮不冠相庆,期待袁世凯顺承大典。

临行之前王茂如打电报给袁克定,问他自己该如何处理,袁克定说到北京后再说,言语不善。不过袁克定倒是真问了一下袁世凯,还说这王茂如对袁家一向支持,袁世凯还是冷静地说道:“你多大了啊?你今年三十七了,你是小孩儿?怎么蠢的跟猪一样?你以为他只是简单的劫持贵福?他可不简单,他的脑袋……”袁世凯指了一下自己的脑袋,“他不简单,这种人属野马的。”

“父亲,我能把握得好。”袁克定理所当然地说。

袁世凯摸着大光头,骂道:“你啊你,要是我把江山交给你,你就离死不远了你。”

“咋的了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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