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俩法子，其一为‘一条鞭法’，其二为‘摊丁入亩’……”骠骑将军终于做了一回“剽窃犯”，不但盗用了八十年后张大学士的“版权”，更将满清康熙皇帝的功劳也“盗用”了过来。
“一条鞭法”，是明代中叶之后赋役方面的一项重要改革：大明的土地兼并日益剧烈，地权高度集中，加以官绅包揽、大户诡寄、徭役日重、农民逃徙，里甲户丁和田额已多不实，政府财政收入减少，针对这一情况，“一条鞭法”便应运而生。
初名条编，又名类编法、明编法、总编法等。后“编”又作“鞭”，间或用“边”。主要是总括一县之赋役，悉并为一条。即先将赋和役分别合并，再通将一省丁银均一省徭役；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最后将役银与赋银合并征收。
它是大明管理者试图获得一种理想状态的各种努力：徭役完全取消；里甲体系不管在形式上还是实质含义上都不再存在；任何残留的人头税都将并入田赋之中。而纳税人可以通过分期支付单一的、固定的白银来履行对国家的义务。
“一条鞭法”的实行，至少有四大益处：一是改行“一条鞭法”后，役银编审单位由里甲扩大为州县，对里别之间民户负担畸轻畸重的现象有一定调节作用，使由赋役问题产生的阶级矛盾暂时缓解，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二是“一条鞭法”的实行，使长期以来因徭役制对农民所形成的人身奴役关系有所削弱，农民获得较多的自由；三是“一条鞭法”的推行，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杜绝苛捐杂税的作用，嘉靖、隆庆时期的财政危机大为好转，“海内殷阜”，“帑藏充盈”，使得明王朝政治衰落的危局也大为缓解；四是相对明初赋役制而言，“一条鞭法”较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具有一定促进作用。因为赋役的货币化，使较多的农村产品投入市场，促使自然经济进一步瓦解，为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一句话概况，实行“一条鞭法”后，既缓解了劳动人民的压力，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税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就此角度看，这项制度可谓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土地农业政策之一。
而在弘治十三年，有一个名叫王睿的骠骑将军要将“一条鞭法”提前八十年实行。
“‘一条鞭法’目的有三，一简化税制，二增加收入，三方便征收税款！而在实行‘一条鞭法’之前，务必得再行清丈土地……”
八十年后，张大学士针对当时存在的占地多者田增而税减的情况，率先从清丈土地入手，试图做到赋役均平。仅部分清丈的结果（两湖两广，加了个贵州云南），便增加了土地二百八十万顷（2。8亿亩）——推而广之，若是全国范围内的清丈土地，以弘治十三年登记册文的“四百余万顷”的土地来看，恐怕只会是个零头。
而骠骑将军言及“务必再行清丈土地”——这句话如同一记闷雷，“轰隆”一声在金殿内炸开：不管哪朝哪代，占用大片良田土地，而又“虚报、假报、漏报”，以致“逃税、偷税、漏税”的人群当中，官僚们始终如一的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众同僚肃静，先待骠骑将军道完”，伟大的刘健又做了一记“狮子吼”，将嗡嗡的群臣压了下来——弘治朝内阁首辅刘健的威望，绝不是盖的。
身为内阁首辅，他自是一听便听出了这“一条鞭法”的伟大作用：当真是既能简化赋税程序，又能增加朝廷收入，还能严厉打击“逃税、偷税、漏税”！
“‘一条鞭法’，便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大大简化征收手续，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如此一来，没有土地的百姓能解除劳役负担，有田的百姓能用较多的时间来耕种土地”，骠骑将军朝着刘健投去感激一瞥——这死老头，有一点好：永远都只向着真理！
“至于这‘摊丁入亩’，便是将丁银摊入田赋征收，废除‘人头税’，按照田地征收赋税……”骠骑将军今日扔的“炸弹”当真是一个接着一个，“田亩起丁，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计亩科算，无从欺隐，其利一，民间无包赔之苦，其利二，编审之年，照例造册，无须再加稽核，其利三；各完各田之丁，无不能上下其手，其利四……”
一句话——“摊丁入亩”，便是教那些占有田地多的土豪们多纳税，占有土地少的寻常百姓们少纳税，它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能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摊丁入亩”到底有多大的能量，我们来看一组数据便能知道：雍正末年，国家库存银两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加到六千多万两；全国人口更是由顺治十八年（1661年）的一千九百一十三万人猛增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的三个多亿人。
“摊丁入亩”结束了地、户、丁等赋役混乱的现象，完成了“人头税”并入财产税的过程，彻底废除了自西汉以来的人头税；由于征税的对象是土地，政府放松了对户籍的控制，增加了大量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对活跃商品经济起来推动作用；无地少地的农民摆脱了丁役负担，不再被强制束缚在土地上，进一步松弛了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这对社会经济，特别是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能起到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