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639年的金州和约签署之后，虽然大明北部边疆地区得到了暂时的和平，但大明和满清都明白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停火协议，并没有就此停下备战的脚步。特别是在军备升级方面，两国都有着极为明确的目标，就是尽快组建海汉式的火器部队，以此来提升军队的战斗力。
但两国的升级途径却有着明显的差异，满清得到了由日本平户藩兵工匠人改良过的枪炮制造技术，以及西班牙人提供的火器部队操练方案；而大明则是通过各种途径向海汉采购了大量的火枪火炮，并同步展开仿制，只是仿制品的作战效能仍与海汉造有明显的差距，所以在关外展开的反击作战并未取得理想的结果。
但经此一役，双方也都意识到对方的作战方式已经有所改变，想要战胜对方就必须得在军备方面下更多的工夫。
由于双方再次开战，金州和约也就自动失效了。既然大明没有通过官方渠道请求海汉出兵，那海汉也无心参与这两国在山海关至锦州之间的来回绞杀。这个时期与满清的贸易额已经相当可观，带给海汉的利益也让执委会必须审慎对待再次与满清开战的选择。
而此时的大明因为国库空虚，不得不继续向国内加派赋税来补充军费开支。特别是南方被海汉渗透得比较厉害的地区，如广东、福建、浙江等地，更是成为了额外征税的重点区域。原因无他，目前大明国内也只有这些地方因为长期保持安定局面，且对外贸易繁荣，所以还算比较富庶，在朝廷看来仍有不少油水可榨。
但广东部分地区已经落入海汉掌控，而福建由许心素把持，想从他兜里掏钱可并不容易，至于浙江地区，虽然仍受朝廷管辖，但各级地方官府大多与海汉建立了密切的利益关系，对朝廷的指令也是阳奉阴违。
1642年秋，被派往福建监督税赋征收的太监与地方官员发生冲突，许心素一怒之下把太监一行人全都抓了起来，把为首几人直接砍了脑袋，并公开宣布福建不会接受朝廷加派的赋税。
虽然此时福建名义上还有朝廷任命的巡抚和三司官员，但绝大部分地区都已在许家势力的掌控之中，许心素放出来的话，可要比朝廷政令更为有效。如果朝廷要就此追究许心素的责任，那么这次冲突很可能就会演变成分疆裂土的战争。
崇祯最后还是在爆发内战的压力面前选择了妥协。他深知福建的地方武装可不是中原农民军能比，许心素麾下的精锐部队几乎是清一色的海汉装备，而且不少武官都有随海汉军在外征战的经历，想对福建动手，后果恐怕将会难以收拾。
但即便朝廷对许心素的逾矩行为保持了沉默，还是因此加快了福建从大明分裂出去的速度。不久之后许心素便找了一些理由，宣布接管福建地方政务，由设在漳州的行政机构取代了原有的三司衙门，并对地方官员进行了一番大清洗。那些仍然立场鲜明坚持效忠朝廷的官员就成为了清洗对象，由效忠许心素的官员顶替了他们的职位。
这一场清洗一直持续到1643年，在此期间朝廷虽然尝试过与许心素达成和解，但依然无法阻止许心素在当地的为所欲为。北方与满清的冲突断断续续，让大明根本无法再抽出足够的兵力来应付南方的内乱。更何况一旦南方开战，与许心素同气连枝的海汉很可能也会同步动手，到时候失去了恐怕就不只是一个福建而已了。
在南北两边都开始吞并大明的时候，位于浙江的石迪文也不甘寂寞，但执委会不同意对浙江大肆出手，因为海汉还需要通过这个地区将大量商品输入到大明内陆的长江流域，并由此获得各种物资和原材料，一旦引发战事可能会使得贸易长期中断。
也只能再次将主意打到了海对面的日本。1643年春，兵强马壮的东海舰队再次出兵日本，对正在重建中的平户岛又进行了一轮清洗。
此时的东海舰队编制已经不仅仅只有海军，还有两个营的陆军一同跨海出征。以这样的兵力配置拿下刚刚恢复了几分元气的平户岛自然不在话下。不过对于部队在当地俘虏的大量日本人，石迪文也没打算将其全部运回土地有限的舟山岛进行安置，而是在战斗结束后挥师南下，直接去占领了让军方心心念念多年的佐世保湾。
石迪文的目的很明确，既然浙江这边的拓展范围有限，要想继续扩大控制范围，那就只能对别国下手了。而他与北方的陈一鑫之间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朝鲜半岛以北地区归陈一鑫，以南则由石迪文负责。而南边的台湾岛是由执委会直接管理，石迪文不能插手，自然就只能把主意打到日本头上。
舟山当局自行负责整个行动的一半经费，因此执委会也就没有对此提出反对意见。而佐世保湾纳入治下后，石迪文便可以此为基础，逐步控制日本的进出口贸易，并且还能就近引入人口，长远来看肯定是划算的买卖。
而且在佐世保湾设立军事基地后，石迪文也有更为充分的理由继续扩大东海舰队的编制。日本列岛虽然自然资源贫乏，但也足以供养一支活动范围足以辐射整个西太平洋的强大舰队了。
1644年，海汉在南海展开了更大的动作。
马尼拉当局出兵南下，对棉兰老岛和苏禄海地区残余的西班牙殖民点进行了扫荡，并接管了棉兰老岛南端萨兰加尼湾内的西班牙殖民地，向该地区迁入了一千五百余名汉人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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