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璋的一番话换来满堂寂静。
乐景心下微微叹息。
周德璋虽然看得长远, 但是他却也只是担忧鸦片侵占良田，导致粮食不足, 动摇国家根基。他根本没有从本质上认识到鸦片所带来的健康危害。
这也代表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对鸦片的认知。很多人把鸦片当做药物，甚至认为能够强身健体。
在起初, 英国商人用鸦片敲开了华夏的国门获取暴利，因此大量白银外流。但是华夏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
就有很多“聪明人”告诉皇帝，我们要大力发展鸦片本土化, 让百姓们种鸦片, 打破英商对鸦片的垄断，让百姓吸上低价鸦片, 还能给国家创造大量税收，充盈国库。并且这些“聪明人”还说, 后续可以通过对鸦片征重税, 让穷人戒烟富人少吸烟, 从而达到不禁而禁的目的。
于是大清就有了两种烟，洋药和土药。为了“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也是为了干掉太平天国的那些泥腿子维护爱新觉罗千秋万代的统治, 皇帝就开始号召臣民们吸自家种的土药, 这是爱国的表现呢
于是林公的虎门销烟销的就是外国的走私烟, 林公本身是不反对吸烟的，他反对的是吸外国烟，这样会造成白银外流，让国家变穷。对于林公而言, 吸烟是一个经济问题。所以他支持民众吸土烟，因为“内地自相流通，如人一身血脉贯注，何碍之有”这也是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对鸦片的看法，他们认为百姓吸食土生土长的鸦片会中和鸦片的毒性，对人体无碍。
后人也不必多加苛责林公，只能说这是时代的局限性。当任何事物成为了某些人的钱袋子后，那么社会对这件事物定下的性质就会变得暧昧扭曲起来，甚至法律都会为其做出让步。归根到底不过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罢了。
哪怕在民国，鸦片也是个会动摇国本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民生问题。例如，如今云南的年收入约为1100万银元，其中鸦片收入804万银元。
鸦片被各省军阀视做了钱袋子。如今统治四川的军阀就规定了：农民如果只种粮食不种鸦片，那么种一年粮食交三年的税，但是如果种烟的话就交一年的税如果第三年农民还是只种粮食不种烟，那农民就要交七年的税。
川军也因此有了一个响亮的称号“双枪军”，即一手火枪一手烟枪。若不是后来川军靠“壮士出川”在抗战中血战到底证明了他们的血性与勇猛，川军会一直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抬不起头来。
也正是因为百姓都荒废了土地改种鸦片，民国才会每隔几年都会发生“大饥人相食”的惨剧。
直到几十年后，那股红色的潮流席卷中华大地，那些开创了中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泥腿子抵抗住了钱袋子的诱惑，一刀切去了鸦片和妓女这两个毒瘤，才让华夏的民主真正站了起来。
乐景比在座的任何人都明白，鸦片问题是时代问题，不是单纯的人力就能解决掉的。
所以此情此景下，尽管不甘，他能做的也唯有沉默。
在安静的房间里郑宜梁的一声轻叹格外清晰：“君玉啊，别想了，这件事不是我们能解决的，就算大总统也解决不了。”他颓唐地苦笑一声，“若真有那么一天我们能做的也就是以身殉国谢罪了。”
周德璋沉默几秒钟，然后勉力抬起头，露出一个难看的笑容：“瞧我，没事说这些干什么倒是惹得大家都不痛快了，是我的错，还望两位原谅则个。”
乐景摇头笑道：“周公忧国忧民何错之有，只是我们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文章尽可能地传达我们的思想了。”
郑宜梁连忙点头附和道：“对极，对极，我就不说了，君玉你怎么也是个大作家，你的文章总有很多人响应，你可以用自己的文章来呼吁禁烟呀”
周德璋在心里叹息，他明白这不过是好友在安慰他罢了。鸦片问题不是他写几篇文章就能解决的他以往也写过很多文章表达自己的禁烟主张，也的确在报纸上引发过很多讨论，但是也仅限于“讨论”了。
在郑宜梁和乐景不约而同的转移话题活跃气氛的努力下，几人间的气氛明面上也终于摆脱了刚才的消沉，重新变得和乐融融起来，只是内在的暗潮汹涌只有当事人才知道。
太阳明晃晃地挂在西边，地上冒着蒸腾的暑气，街上只有零星的行人。郑宜梁哪怕已经坐上了回家的黄包车上，也挡不住全身的汗意。他满头大汗用手给自己扇风，暗骂这见鬼的天气。
坐在一旁的周德璋忍不住跟郑宜梁提及了李景然：“我观此子，非池中物。”
郑宜梁白了他一眼，“这还用你说。”他的脑海中又想起少年长身而立站在前厅，从容不迫侃侃而谈的模样，真心实意地感慨道：“也不知是哪家养出了这妖孽，我要是他父亲恐怕做梦都会笑醒。”
周德璋陷入沉思，“李姓是大姓，不好说啊。”李景然也只是说他是离家过来游学见世面的，具体的家庭背景之类的他闭口不谈，他们又不好打听。但是观其言谈风度，一看就知道家里非富即贵。也只有这样的家庭才能养出李景然般格局和才华并存的孩子。
郑宜梁满不在乎回答：“不管他家里有什么背景，和我们相交的也是李景然而不是他家里，想那么多干什么”
周德璋愣了一下，想了想正是这个理，倒是他着相了。不拘李景然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