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富轼和朴精光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毕竟是能够遗臭万年的秦会玩亲自出手，又有户部右侍郎汪吉在旁边敲边鼓，而金、朴两人在滦州边市所见的一切，又在无时无刻的证明着秦会玩这些套路的正确。
尤其是秦会玩特意带着金富轼和朴成性去了一趟刚刚开始修建，可是花了大半年时间也只是堪堪打完城墙地基的顺天府新城之后，就算金富轼和朴精光再怎么精明，也难免争着抢着上了秦会玩的担架。
当然，金富轼和朴成性放在高丽还勉强能有点儿地位，但是放到大宋来说，就连个屁都不是了。
赵桓把这两个家伙扔给秦会玩之后就没再关心过。因为跟两个棒子相比，赵桓更关心大宋自己的问题。
忠烈祠的问题，军队的问题，驿站的问题，行政区划的问题，等等乱七八糟的问题搞得赵桓头大如斗——
忠烈祠的问题算是最好解决的，只要花钱就能解决。
可是剩下的那些问题呢？
军队不堪大用是明摆着的事实，之前能出现二两多禁军被二十七个金兵追着打的破事儿，现在甚至都能出现雷州水师在海上跑错路的破事儿。
驿站也是一样。
大宋的驿站系统是接受兵部和枢密院双重管辖的，兵部具体过问邮驿的规约条令、人事调配、递马的配备等等问题，而枢密院则是处理关于驿马的发放、颁布驿递的凭信符牌等事务，两个机构互相制约，不得擅自专权。
然而实际上，大宋的馆驿系统已和通信邮递完全分开，仅仅履行一种接待过往官员投宿的职责，而传递政府公文和书信的机构，另有名目，总称为“递”，又分“急脚递”、“马递”和“步递”数种。
负责送信的递有“递夫”，又称为铺兵，一般由地方上的厢兵充任，是传递文书的主要人员。邮置人员由民改为兵，这是从北宋初年时赵大所制定的规矩，因为“前代置邮，皆役民为之”，给百姓增加很大负担。
赵大登基之后“即革此弊”，开始“以军卒代百姓为递夫”，其后更设置专门的驿卒，以此来减轻百姓负担。
但是中原王朝自古以来就有把好经念歪的本事。
铺兵“昼夜往来，备极劳苦”，按规定他们应该由朝廷按月拨给的粮饷，然而官吏们层层克扣下来，却常常使得这些铺兵们处在衣食无着的境地。有的“盘缠缺乏，多饥冻僵殍”，有的“衣食不给”，“率被笞捶”。
为了活命，这些铺兵和铺夫，只得啸聚山林，落草为寇。而为了防止铺兵逃跑，大宋朝廷则是大手一挥，玩起了老套路——把这些铺兵们当成囚犯一样刺面，刺臂。
然后这些铺兵们就越发的不愿意当这个兵。
恶性循环之下，大宋的驿站系统基本上也废的差不多了。
至于行政区划的问题，则是更加的操蛋。
大宋的行政区划是路，大概相当于明朝时期的省，略似于唐代的“道”。
但是，大宋朝廷虽然号称有26路，然而实际上在靖康元年之前却只有二十四路，到现在靖康三年年末，大宋的实际控制地盘已经远远超过了二十六路，如果再把甘肃布政使司和交趾布政使司按照路的规模拆分一下，估计大宋的“路”最少也得三十多个。
而路的编制下面还要设府、州及带县的军、监，府、州、军、监下设县及不带县的军、监，地方行政区划实行路、府（州、军、监）、县（军、监）sān_jí制。
然而就是在如此复杂混乱且极度臃肿的行政结构下，又催生出了扑买制这么个小朝廷制度，令赵桓这个穿越者都感到脑袋瓜子嗡嗡的。
而且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又很难解决——如果真的很容易就能解决，赵桓在当初灭掉西夏之后就应该开始着手解决了，又何至于拖到靖康三年年末？
因为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在表面上来看，驿站的问题是驿站的问题，军队的问题是军队的问题，行政区划的问题也跟驿站和军队不挨边。
然而实际上，除了驿站之外，剩下的行政架构问题以及军队的问题，可谓是真正的牵一发而动全身。
行政区划如果改制，不光路及下设的官僚机构要改制，就连驻军和驿站肯定也要跟着改。军队要改制，行政区划和驿站同样也得跟着改。就连积弊百十年的驿站要改也绝不是那么好改的。
或许赵家皇帝们原本就是打算通过这种方式来分摊地方官员和将领的权柄，让朝堂和军队互相制约也层层制约，从而达到任何人都无法对皇权构成威胁的目的。
但是随着大宋的政治局面越来越复杂，官僚系统越来越臃肿，军队越来越完犊子，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就开始慢慢显现了出来。
国库的大半收入都在放在维持这套系统的运转上，就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
别以为穿越者就能轻易的改变这些问题——穿越者就好牛逼的？
哪怕这个穿越者是皇帝，也有当皇帝的经验，面对着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一样会麻爪。
那些穿越后当了皇帝之后以为自己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大把后世得经验直接拿来用的，不先把自己玩死就不错了——王莽同志了解一下？
除了王莽同志，大明还有朱厚照和朱由校这两个倒霉蛋，那可是活生生摆在眼前的例子。
所以，赵桓才会在穿越之初仅仅只是不疼不痒的提出来几条能怼金兵的法子，而且对此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