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由于生老二的时候做了结扎手术，尽管吴前似乎还想要个儿子，但事实已成定局。既然不要孩子了，那么最重要的户口问题就提上了日程。
本来打算五一回去的，可是考虑到很久没有回去看看了，吴前决定清明回去，祭奠一下那些逝去的亲人。
上户口，在别的地方看起来轻松平常的事情，到了他们那里，简直是一大劫难。是难，也未必，只要证件齐全到无话可，估计也是好办的。证件不全，只要有票子，觥筹交错间，也是一句话的事。可是他们没有票子，证件也不齐全。
独独少了准生证。
木沙又不禁想起母亲的那句话：
“你不听话随你，幸不幸福是你的事情，我们管不着。反正以后不要再麻烦我们就是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一想起家，就不由得想起这句话，是气话，是狠话，是恨铁不成钢的话，但却是真话，是一个历经磨难的家庭所能的最伤人，作为这种家庭的一分子所听到的最有力的一句话。
不给别人找麻烦，最好也不要有人找我的麻烦就成了木沙的人生信条。
吴前决定一个人回去，他们都以为唯独缺少准生证，掏点钱应该能摆平。
结果吴前打来电话，人家不承认外地开的结扎证明，非要木沙去当地的计生办做输卵管造影，而这项检查还有一个条件，月经干净后七内才能做。至于没有准生证，并不会构成实际上的麻烦。而且只要情况属实，是不需要花什么钱的。
木沙一听这公事公办的劲头，挺好啊，至于例假的事儿，她至今还没来呢！
稍微收拾了一下行李，借了三婶的身份证，并在她的协助下胸前挂着一个的，手里牵着一个大的，背上一个背包，手里再拎一个袋子，千里迢迢地赶去了。
虽然起来似乎很委屈很难，但由于是卧铺中铺，还遇到一个好心人在晚上把下铺换给她，所以其实也没有比木沙一个人拖着大包包挤站票难受到哪里去。
贵阳的四月已经很热了。木沙拖着孩子下了车，接她的吴前却还不见人影，这顿时让她有些恼火：等等等，让我一个热也就罢了，现在带着两个孩子，还是让我等。
旁边有个车夫一再追问，她没好气地回道：“我哪也不去，请你不要再烦了，好吗？”车夫一听，自然不高兴了：“我好心好意地帮你，你怎么这么话？”“我就是这么话，我什么忙也不需要帮，请你别再烦我了。”他就丢下一句“不识好歹”，到别处揽客去了。
木沙很少和人发生口角，一旦有了就会耿耿于怀。
大太阳晒得人浑身发热，口干舌燥，人来车往，木沙又不老实，再加上这次口角，木沙越发怒火中烧了。
等了半，吴前才来，连瓶水也没带。木沙以为他会打个车，不料他只是打电话给吴兴询问坐公交车的事情。“走，去那边。”吴前牵过木沙，引着她们去队伍里等车。许久不见车来，木沙看看别处，提示吴前，才发现站错了队伍。
唉，一连串的行为让她简直无语。
还好正巧赶上车子。贵阳的公交车，人多座少，灰尘扑扑。木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若吴前没力气，轻轻一捏就能把她疼出泪来，若他有力气，抱个孩子一会儿就累得腰酸背痛。所以沙木和行李还在木沙身上，他只牵着木沙站在旁边。
人挤饶，连个座位也没有，木沙又难受又委屈。不过后来倒是有一个建筑工模样的人把座位让给她。
中途又倒了一趟车，当终于下了车，木沙想象着可以像到家一样卸下一切包袱，四脚朝地躺个舒服时，一抬头，却是一个臭气熏，满地污泥的所在。
已近黄昏，垃圾场旁边的土坡上，几个孩子趴在草堆里写作业。他们身边，是一些破布烂鞋，还有橱窗模特的残胳膊断腿。
来到秀敏她们租的屋子，没有黄色的大门，没有地砖。屋子倒是不，里面的家什多半都是从垃圾场淘来的。
兰兰变大了许多似的，羞怯地蹲在电视机前，听着用vcd播。
这些也就罢了，陌生的面孔，好奇的打量和询问，更加让木沙无所适从。
恍惚中，木沙想起母亲的冷漠无情，远嫁到重庆的木牙也嗤之以鼻，“好不容易从穷山沟里走出来，你怎么又回去了？”
当时她是不以为然的，真正吃着吴前的最讲究的姨做的带烟味的饭菜，看到他家破败的泥胚屋时，她是不以为然的，躺在手术台上生孩子，医生听她老公是贵州人，也大惑不解——“那地方穷得掉渣渣”，她也是不以为然的。可是现在，她却深以为然了——穷，确是可以伤饶，远远不止于自尊。
她又蹲在用木棍支起的厕所里，火车反应使她摇摇晃晃，仿佛空气变成了波浪。借着手电筒的光，看着下面的粪蛆，她有些害怕，深恐一头栽下去，她看过的里，正有这样的描写。
屋里没有水，都拿着钥匙似的扳手去路边的公共水笼头那里提。木沙摇摇晃晃跟去，木沙一声惊呼，眼睁睁看着她一脚踩进污泥里，一只鞋悉数尽没。
这让她再次火冒三丈：孩子连双替换鞋子也没樱穷，没有美感，只有肮脏的穷深深地刺痛了她，惹怒了她。
那时候，木沙只有一个念头：“求老保佑，请让我们顺利把事情办下来吧。我以后再也不想来这个鬼地方了。”
然而，不遂人意。千里迢迢赶来，又经过几时的颠簸，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