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
陶弘景忽然嘟囔道。
“什么问……”
马喆先还没有看出门道，只是他的问题还没问出口，战局中便已经起了变化。
齐罗忽然啊呀一声，弃剑于地，掩面奔走，如雷光电掣，瞬间就消失在了人们视野之内。
“……题？”
马喆先这最后一个字终于吐出来了，
他被眼前这一幕也是惊得不明所以，只能将愕然的眼光移向陶弘景。
“檀宗的这套吐呐功法有问题。
方才齐罗急于求成，但庆小友却应对机警，提前拉开距离。
齐罗眼看自己剑意将竭，仍无法追上庆小友，便运用吐呐功法行险续气，却牵动了功邪。
那功法若是与苏七间当年所修法门，那他此时定然是痛不欲生，
如果不尽快用肉奴尸毒化解，怕也是要遭一番罪了。”
眼看齐罗去远，苏七间重由殷色可搀扶着返回檀宗坐席。
她的目光冷冷地望向庞修，声音更如双剑交击，断义绝情，
“庞护法！你是不是应该对这一切有所解释？”
折袖见妻子插手，立刻呼哨一声，四只笑面犬昂头挺胸奔到七间身前结阵防范，
随后便将手按在了剑柄之上，向庞祭酒虎视眈眈地望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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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我们又要说回印度了。但在说印度之前，我还是想先讲一下中原释道两家的许多渊源。道家说老子化胡为释氏，佛家说道家神明都从佛家来，似乎主流思潮更偏向于后者，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到底怎么看？
佛教，包括了上座部佛教，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上座部佛教受印度教的影响比较大，汉传佛教受儒道的影响比较大，这几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宗教。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汉传佛教的原生土壤是汉译经文，汉译经文几乎就是一种再创作，这个创作过程参考了大量的儒道典籍。正如本文之前提到的，当时有许多传道者本就是佛道兼修的，并且喜欢引道德经，南华经来讲佛。所以我们看到《金刚经》的译本中，就有许多佛不可说、佛是法，佛非法、佛（道）与名的辩证，等等，这些说法是从梵文里带来的吗？这其实是借道阐法。稍后笔者开会专门开一章分说翻译对于文学和哲学的影响，但是早期译经并不属于这个范畴。我们知道，译经，就要有原经。在两汉魏晋这段时间，许多佛教大能已经完成了大量经书的汉译，那么其原经是什么样子的？当时的佛经原典使用的都是巴利文，巴利文是一种语言，但并不是一种文字。它可以用包括汉语在内的书写文字，以及诸如佉卢文，婆罗米文，天城文等文字转写下来。婆罗米文主要出现与孔雀王朝及后孔雀王朝时期的石刻，陶器。而天城文的出现就是千年后的事情了。佉卢文的确出现过佛经传写，但主要在大夏地区应用，且在公元三世纪左右，随着大夏的灭国直至影响力完全消散，这种文字也因此失传。那么汉字就成为了经书的最佳载体。在汉语经文中，至今仍然存在大量梵文（巴利文）直接转音的文本。可以说佛经是在中国才开始书籍化的，这也使得中原地区发展出了独特的，基于经典文本，重机锋清谈的新佛教文化。清谈本出玄学，在魏晋以前本是道家体系范畴的学问，后来又演化出了佛家禅学分支。禅这个词虽然是梵音音译，但大家都应该知道汉传佛教的禅学和印度的面壁苦修的那些调调不是一个套路。
上座部和藏传佛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以口口相传为主要的传经方式，类似于今日密宗。上座部的三藏（经典经文）既《巴利律藏》，都是以巴利语流传的。据说在公元433年的大集结中才被集合抄录在树叶上。而那时的汉语佛教经典已经汗牛充栋了。
我们举一个比较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割肉喂鹰这个故事相信绝大多数人都听说过。这个故事的出处是三国时期康僧会所译《六度经集》。割肉喂鹰的原型在上座部典籍中根本不存在，与之最相近的是剜眼施鹫的故事，但是背后的意义却全然不同。
事实上关于割肉喂鹰的真实典故，绝大部分人也只知道一半，以为这个故事主要讲的是波萨达国王（佛祖得道前身份）施仁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的重点是那只鹰，为帝释天所化，（原文：释即化为鹰。边王化为鸽。）佛陀献肉于帝释天代表的是服从，是皈依，是对帝释天的奉献。这个故事其实是参照介子推割股啖君攒出来的梗，典出《庄子?盗跖》，所寓意一般无二，都是对上位者的顺从和侍奉。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佛教故事，都出自汉传佛教经典，而这些汉语典籍不一定都与天竺上座部佛教有关，相反的，很有可能是中土儒道思想的影射。汉传佛教在三藏经文外，衍生出了无数经文集解，有许多都与印度原生文化没有关联。
所以，在中国这片土壤上，佛道之辨不成立，无意义。来源于佛教的典故，偈语，未必就是来自与印度。号称汉文第一经的《四十二章经》，其实是《阿含经》，《法句经》的片段摘抄，明显是根据口传转译的。两本原经也有译本，但与《四十二章经》相比，又翻译出了截然不同的味道，这都是原始经文借用汉语及汉学典故重组的结果。
释，道，儒三教本一，这并非只是一种提法，而是中华包容文化下的事实。许多认为佛教经典丰富，道教成书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