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中的时候，和珅、喀宁阿等的奏折就送到了乾隆手中，奏称：李侍尧收受题升迤南道庄肇奎银两千两、通判素尔方阿银三千两、按察使汪圻银五千两、临安府知府德起银两千两、东川知府张珑银四千两。又于前年差家人张永受进京修屋，素尔方阿送银五千两，德起送银五千两，俱在板桥驿交于张永受。张永受供，主子发交珠子两颗，一颗卖给昆明县知县，勒要银三千两，一颗卖给同知方洛，勒要银两千两。总共赃银三万一千两。
这说出来都没人信。李侍尧外派督抚大员二十多年，为皇帝私人进贡一百二十余次，每次都出手阔绰，随便算上几次进贡的价值就够这个数了。
说李侍尧案就三万来两银子，就跟说和珅的家产真就有八亿两银子一样扯淡。
可和珅虽不是大青果的专业司法人员，但他很清楚朝廷的办案潜规则。对于本案，即使他很想弄死李侍尧（李侍尧跟和珅也不对付，大体上就是李侍尧看不上和珅的突然爆红，他这么多年里为乾隆效力，都没混上军机大臣，和珅年纪轻轻，屁的功劳也不见就上位了，李侍尧跟和珅关系好了才怪），也也得坚持“就案办案”的规则。
而且在督抚贪赃案件的查办上，查办谁不查办谁，查办哪些情节，一应官僚是完全处在皇帝的掌控下的，办案不得有疏漏，可也不准波累迁延。
皇帝要你查什么就只查什么，别的事情不准管也别管，办案人员是没有主动权的。
况且，就这三万余两白银的涉案金额，只要定实，也足以让和珅终结李侍尧政治生命了。
主意了，是政治生命，而不是生命。
因为李侍尧就是李侍尧，在察觉到不对的时候，他非常利索的承认了自己受贿了，但却坚决不承认自己贪污了。
因为大清律有规定，受贿罪的规定量刑中，并没有可论死的条文。只有贪污罪中才明文规定：“凡侵盗仓库钱粮入己，数在一千两以上者，斩监候。”
李侍尧所坐实的罪名属于受贿而非贪污，察觉到不对之后，他立刻把任上的亏空全都补上了。
所以，在和珅与喀宁阿等的奏折，两人态度明确的建议处李侍尧以“斩监候”，也就是死缓。
这从律法上说是属于移花接木。
这倒不是和珅的独创，而是官场上的另一项潜规则。当时大多数贪官都死在这一条上，不管他的行为是否的确符合这条法律的规定。办案人员为了表现自身对贪污行为的深恶痛绝，都会在建议上这一条，甚至还会加上“请即行正法”的铿锵语句，光明正大得建议超越法律条款，提高量刑。
和珅没有这么做。终结李侍尧的政治生命已经足够，此后是否要再进一步，那是皇帝的事。他很聪明地为皇帝留下了回旋余地。
而且他也真心觉得李侍尧死的可能性不大。
这可是李永芳的后人，不看僧面看佛面，皇帝也不会杀李侍尧的。
更表说这些年里李侍尧一次次的向皇帝进贡，和珅真不信皇帝就不知道李侍尧的贪污受贿。
四月的滇南也是正值胜景时分，和珅拿着乾隆传来的旨意，心中一阵冷笑：“侍尧身为大学士，历任总督，负恩妄索，朕梦想不到，夺官，逮诣京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