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老师所言不无道理，那宋朝时赵匡胤可有殿试之说？”朱由校的心思当然没有被孙承宗的一番话给说服，孙承宗说了半天，就好比在说一件传统盛事一般，因为官方第三年都坚持着办一回，甚至还可以来个恩科，时不时的再加一下。让民众都成了习惯，是一个让皇上示恩，露一下自己的作用，告诉众人，这个世界是围绕着我来转的，不是礼部、朝廷在为国选仕，而是皇上。这有意义吗？为了保持这套传统，直接的把殿试这一套，直接的放在春闱会试上面，不一样的效果？
这明摆着的事，一场会试所选中的贡生，就是殿士的全部考生，而且这些考生不会有落榜的可能性。只不过是分座座发果果而已。这通折腾啊，真不知道图的是个什么。
原始的发起人是武则天那头淫驴，就她那松子一样大的脑仁，一个在宫廷里玩弄个权术如鱼得水一般的人物，参与到军国大事上，事事不通的老娘们，她能拉出什么好屎来？这种东西明摆着就是她宫廷权谋的一种延续，只不过是对手由一群老娘们变成了高门大伐而已。不要看她斗败了那些世家，就以为她有多厉害，那是她借着李唐的腿搓的麻绳，要不是有李唐，她一头淫驴算的了什么？
而朱元璋将其拿来主义用上一用，目的当然是加强皇权了，这位大明‘农场主’所有的想法就是要把一切都抓到手心里了。
“回皇上，宋朝的殿试也有过实行。那是事出无奈，倒是因为科举的判卷方式，出过一段笑话。”听到皇上不因加强皇权统治而对殿试推崇，孙承宗倒没有什么担心。皇上是比较睿智之人，这里面的道道也是一说就明，相信他更懂得取舍。笑着回答道。
“哦，无奈？宋朝殿试还有过笑话？孙老师请教之。”宋朝的体制在朱由校的眼里还是不错的，只不过开国皇帝赵匡胤不知道怎么回事英年早逝，被他那色鬼笨蛋弟弟当了皇帝，总让人感觉有点先天不足，老是被辽国、金国压着打的感觉。
“回皇上，宋朝的殿试是始与一场考场作弊案，其实施的目的。倒与武则天的目的不同。”孙承宗轻松的说。
原来开宝六年（973年）三月初七。新录取的进士宋准等10人及其它诸科录取的28人一起到讲武殿谢恩。通过当面对话。赵匡胤觉得进士中的武济川、“三传”学究中的刘睿知识浅陋，回答问题时张皇失措，牛头不对马嘴。就下令将他们刷掉了。这科是翰林学士李昉担任权知贡举（即临时负责科举考试之事），而武济川是他的家乡人，因此赵匡胤很不高兴。 事后，未被录取的徐士廉等人又击登闻鼓（古代帝王为了表示听取臣下的冤情或谏议，悬鼓于朝堂之外，允许臣民击鼓直接向皇帝反映问题），状告李昉卖人情，取舍不公允。赵匡胤就这个问题征询翰林学士卢多逊的意见，卢说：“我也听到不少议论。”赵匡胤就命令贡院将考完了3场而落选的人造册上报，结果进士及诸科共报上来360人。三月十九日。将这些人全部召见，选了195人，其中包括徐士廉。加上宋准等已经录取的38人都发给卷纸，另外再考一场诗赋，并另委考官主持其事。两天后，赵匡胤亲自到讲武殿批阅试卷，共录取进士26人，其他“五经”、“三礼”诸科共101人，都赐及第。宋准、徐士廉均在进士科录取之列，仍以宋准为榜首。并且，赐给宋准制钱20万以举办庆祝宴会。李昉则被贬为太常少卿，和他一起主持试事的其他官员也都受到了处罚。从此，殿试就成了科举考试的一道必须经过的程序。
而笑话就是宋朝的科举判卷的一个小弊端引起的，改卷的选官们以敏捷为主要得分依据。换句话说，谁第一个交卷，那就是最好的。
当时宋朝的科举考场中，还没有发明糊明制度，只是谁的卷上写谁的名字，并无遮掩，谁的卷子、名字摆在了阳光之下。自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至太宗端拱二年 （989年），频频举行科举考试，且多以最先交卷者为状元。这种方式有意无意地沿用了30年，产生了22位状元。其中杨砺、宋准、王嗣宗、胡旦、苏易简、王世则、梁灏、陈尧叟等都是北宋前期著名人物，他们皆因抢先交卷而成了状元。其中杨砺、王嗣宗、苏易简、陈尧叟后来还成了颇有政绩的掌权人物。
文思敏捷、下笔千言固然是人的才气的一种体现，但仅以此确定名次高下，终究有失偏颇。再说，一榜接一榜地都是先交卷者成了状元，而一当了状元，不仅名气大、入仕起点高，而且以后升官也比别人快得多。这样，继起的读书人准备考试就只在写作速度上下功夫，而忽略了文章的质量，更不肯认真在积累知识上下功夫。
有的士人甚至相互吹捧，哄抬那些草率成篇者的身价，以制造知名度。已经有了应试资格的举子以此为荣，准备应试的学童也群起仿效，逐渐形成一种华而不实的文风，影响十分恶劣。
不怕写不好，就怕你交卷慢，只要抢到第一人交卷，那基本上就是状元之材了。三十年的笑话，最终经宋太宗决定不再以行文的迟速作为决定名次的标准。这出抢着交卷的风波也被平息下来。
这一典故倒是应了手快有手慢无这句话了。
宋朝是为了对付考试作弊，而采用的皇上亲自磨刀上阵当监考官，这是一种无奈。但这一定能行吗？对于考生大军中的作弊一族，他们与考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