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大乱后，朝鲜和大顺的关系也很微妙。
一则，万历抗倭援朝，对朝鲜李朝有再造之功。出于这方面的恩情，朝鲜一直暗地里尊明为正统，也收容了不少南明流亡者。
这事儿大顺出于礼仪，也不好说什么，总不好说忘恩负义才是对的、不忘旧恩是错的吧。
二则，明末大乱后，大顺反击辽东前，朝鲜火枪手和大顺军打过仗；反击辽东后，后金主力覆灭，朝鲜又趁机跳反出兵辽东，抢走了不少人口粮食马匹，想要趁乱把边境向北挪一挪，又和大顺发生了一些冲突。
大顺又被前朝的教训吓到了，疯狂移民辽东，朝鲜也经常越境采人参，和边境地区的汉民采参者时有矛盾；杜锋那样的边军府兵，又时常抢劫朝鲜的走私商队；辽东官员又为了政绩，经常诱惑朝鲜贫民逃亡过来增加人口做政绩。
是以两边闹得很不愉快。表面上的父慈子孝，实际上各怀心思。
这一次征调的朝鲜火枪手在刘钰来到西线后，就跟随松花江水师沿着翰朵里卫城而上，如今正在围攻索伦汗国旧都。
朝鲜叛乱一起，两边都在疯狂朝大顺抛媚眼。
朝鲜王怕大顺认定人参汤有毒；叛乱者希望借大顺之力搞一场白盔白甲报先王之仇的政变，就算政变成功，也得得到大顺的承认才行。
如此一来，左平章军国事在叛乱之前就做出的征调朝鲜火枪手的决策，就让大顺在朝鲜问题上有了极大的主动权。
奴儿干都司的问题，也和朝鲜息息相关。朝鲜就像一把刀，切断了大顺腹地和奴儿干都司的联系。
松辽分水岭的存在，陆路难通；朝鲜的存在，又使得水路难通。如果没有朝鲜，中原王朝还是很容易控制黑龙江、吉林乃至外东北的。
此时见刘钰提及东线开埠提到了朝鲜，李淦若有所思，问道：“奴儿干都司与朝鲜何干？”
“臣以为，请陛下开山东一港，与朝鲜通贸易；开绥芬河入海口之海参崴，为一港，亦可对朝鲜贸易。恰逢朝鲜有变，国朝理应加紧对朝鲜的控制。一则国朝缺铜，朝鲜多铜，可以缓解；二则开放贸易，才能深入朝鲜，施加影响，多加控制。”
“再者，自日本国关白作乱后，日本锁国，至今难通。焉知其不是休养生息？焉知其国没有另一个丰臣秀吉？一旦日本国作乱，必先征朝鲜而窥中原。开港与朝鲜贸易，逼迫朝鲜允许国朝商人停靠其港口，则可如西线事，知朝鲜根底，又可防备日本国。”
“至于奴儿干都司事，在黑龙江或精奇里江开埠，对罗刹贸易，陆路难行，非走水路不可。山东船运货到朝鲜，商队横穿朝鲜，乘船往海参崴，跳入牡丹江而入松花江，夏日水路、冬日雪橇走冰面，则可与西埠一争。”
“商人一通，沿途客栈、车店、酒肆、食铺便多。这些一多，沿途就会聚集成镇，周边也会逐渐有人耕种，人口也渐多。”
“一旦山东、河南有灾；黄河有患，又可以征调商船，将灾民直接运往奴儿干都司抑或辽东。况且，朝鲜国这些年不断有人北逃，边境地区汉音渐少而朝鲜话渐多，不可不察，尤其海参崴等地，多有朝鲜逃亡者，若不经营，日后必患。”
“另外边军苦寒，可募集其金银，入股商会……”
前面听得李淦连连点头，可听到最后“边军入股商会”一事，李淦立刻否决道：“不可！府兵从商，日久必堕！不以耕战立身，日后去哪找这样的府兵轻骑？”
“陛下，纵观隋唐，岂有百年善战之府兵？府兵能打八十年，已然惊人。如今复奴儿干都司地，陛下难道真要把松花江沿岸府兵北调？让他们放弃耕种了几十年的土地，去苦寒之地耕战立身？纵然不反，怨气必盛，又如何肯战？为国戍边八十年，最后落得继续北进、放弃老婆孩子热炕头，去更苦寒之地开垦，那以后还凭什么要出力打仗呢？”
这个问题李淦也考虑过，但是打下来的疆土，总得有人去守。
府兵一旦有钱了，按皇帝的想法，就会堕落，就不能打了。
只有靠耕战为生，才能保持勇武。
可刘钰说的问题也确实存在，那些人在北疆垦耕了几十年，小日子过得也算红火，朝廷打仗也按时交“血税”。
这时候让他们再度北迁，着实容易出事。
刘钰又道：“陛下，奴儿干都司事，不在兵戎，而在粮食、人口。国朝在松花江置折冲府，一则戍边、二则提供府兵兵员、三则就是不收税赋积攒粮食，一旦开战直接花钱在这里买。”
“粮食问题只要解决，若东北能成为山东、河南那样的产粮地，人口滋生，边疆就不会有问题。说来说去，还是人少。”
“陛下担忧府兵兵员，可从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征召精壮穷苦之辈，在黑龙江两岸再置折冲府，继续养府兵。”
“而松花江的旧府兵，待打完准噶尔，则可废折冲府而置州县了。如果叫他们参与贸易，日后打完仗，正好又有赏赐又有钱，也就不想当府兵了，而是想转型当地主了。”
“任其有钱，废弃他们的府兵特权，转为州县民籍。允许其出钱招募人去垦殖，为自己干，那自然是干劲满满。朝廷也不用出钱，他们就会把适合耕种的土地都开垦出来的，只要免其五年赋税，他们肯定是能垦多少垦多少。缺人手，自然会有人去关内雇佣……如此几十年后，松花江沿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