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圆，你来看看我手中的这个杯子，能看出什么来吗？”孔子田端起手中的杯，笑呵呵地说。
方圆仔细地端详孔子田的水杯，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出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在里面，更没有悟出孔子田想让他看出什么。他摇了摇头，说：“对不起，爸，我没看出来。”
孔子田说：“我杯里有水。如果把杯的弧度比作一个圈，你看看这水是在圈里还是在圈外？”方圆说：“是在圈里。”孔子田问：“圈外有没有？”方圆说：“一滴水也没有。”孔子田说：“这就是中国官场圈文化的核心所在。如果把这水比作利益的话，那就是说，圈里的人利益共享，圈外的人啥都得不到。”方圆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孔子田说：“现今官场，有些人痴迷于圈子，一发而不可收。官场的圈子，不是简单的感情联合体，而是权力、地位、名誉、关系、利益的结合体。划圈为界，划圈为战，一荣俱荣，一毁俱毁。圈子的弊端在于只讲小团结，不讲大团结；只讲圈内的利益，不顾圈外的利益；只信任圈内人，不信任圈外人。“圈子”文化具有明显的自私自利和排它特征，其实质是分裂和谋私。”
方圆仿佛一下子对社会的认识提高了许多，连连点头称是。
孔子田说：“圈文化，其实从党的纪律方面是反对的，比如**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就提出要反对帮派主义。什么是帮派主义，其实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许多有相近利益追求的人结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圈？为什么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帮派主义，其实就是因为它客观存在了，而且还挺严重。如果不存在的事物，何必要来反对呢？”
方圆说：“那个时候就存在圈文化啊？”
孔子田说：“是啊，应该说，中国官场的圈文化很早就有，有了朝代，有了官场，就有了圈文化。像秦始皇在刚刚执政的时候，整个的朝堂其实分成了三个圈，以秦始皇和李斯为核心的王圈，以吕不韦为核心的相圈，以太后和姘夫laoai为核心的后圈。圈文化在宋朝的时候表现最为明显，今天我就和你分析分析这圈文化中的核心内涵：圈内利益共享，圈外你死我活。北宋时候，仁宗敦厚，其妻亦是如此，所以在仁宗时期，涌现了许多文学家，像欧阳修、苏轼等，思想领域也相当宽泛，但由于仁宗感觉有点才华的人就录用，造成了官僚机构日益庞大，国家的财政年年都入不敷出。到了神宗继位，他决心改革，启用了王安石等一批改革派官员，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就在这个时候，朝堂形成了两个圈，一个是以皇帝和王安石等改革派官员为首的圈，一个是皇太后和司马光等保守派官员为首的圈。在这一时期，凡是改革派的，都得到重用，凡是保守派的，都被贬到地方做知州、知县等地方官；后来，神宗驾崩，哲宗年幼，就由神宗的母亲太皇太后临朝执政，王安石等改革派很快都遭到贬谪，而司马光等保守派得到重用。再后来，哲宗亲政，想效仿父亲神宗，通过改革解决国内日益严重的各种问题，改革派又重新得势，而保守派遭到迫害。又经过几个反复，到了徵宗时候，启用了改革派人物蔡京任宰相，虽然蔡京本人早已没有了什么改革理想，但当了宰相，还是把受到贬谪的改革派一一从地方上调到中央，而把保守派纷纷再次赶到地方任职，甚至迫害致死。像大文学家苏轼，在改革派初期是被当作改革派的，但后来发现改革有些地方落实不好出现了百姓负担更重的情况，提出了批评意见，结果被改革派当作保守派，被贬到苏州、杭州任知州；等到保守派当权的时候，又被保守派认为是改革圈的人，不但没有被提拔，反而贬到了岭南的广东、海南一带任知州。他一生命运坎坷，根本原因不在于别人嫉妒他的才华，而是因为无论是改革派当权还是保守派当权，都把苏轼认为是圈外的人哪！那有什么好处，还能想到苏轼吗？那有什么不好的事情，是不是就要肯定想到苏轼了。”
方圆忽然感到，中国官场的圈文化实在是太可怕了。他小心翼翼地问：“爸，您说的宋朝的事儿，这圈也会得势，也会失势，这不就是说，如果选错了圈，很有可能前途光明之时突然一落千丈？”孔子田笑了：“好，孺子可教。所以对圈的选择相当重要，要入哪个圈，不入哪个圈，都要经过慎重思考。圈文化讲究的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选错了圈，那就只能跟着一损俱损了。”
方圆擦了擦汗：“爸，那我现在是不是已经在圈里了？”孔子田说：“从你获得省课一等奖开始，其实你已经被纳入到圈里了，只不过这个时候，好几个圈都把你看作是圈里的人。但你不能一直呆在几个圈里，如果是这样，最后的结果就跟苏轼一样，里外都不是人，所以，最终还是要选择一个圈进入。”
方圆说：“我看不出来啊，爸爸。哪里有什么圈？大家对我都很好，无论是局长、书记，还是校长，副校长，都对我不错。”孔子田说：“这个过程是圈文化中的入圈过程，这说明几个圈都在同时拉你入他们的圈，你还是被争取的对象。”方圆说：“那我应该怎么做呢？”孔子田说：“将来的一天，你总要选择一个圈加入，但现在，你先不必过早地加入某一个圈。前面我提到过，选择了一个错误的圈，可能你还没有等到事业起飞，就已经因为圈里的核心人物倒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