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九十九章：湖畔学堂开学（下）(2/3)

“朕是皇帝，这个勾股三角怎么画都由朕说的算，所以朕也不在这里面。

而在这个三角中的最顶层，只有士阶级的领袖，所以他们在制定政策、管理国家、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时，会自然而然的偏袒他们本身的阶级，因此几千年下来，士成为了这个国家当仁不让的最大利益体。

朕让不同身份的人来给你们讲故事，就是希望你们能够从他们的故事中感受一下最基层士农工商之间的矛盾点。

矛盾一旦越来越深，就会形成冲突，冲突变大就会出现大规模、大区域的动荡，这个三角会崩塌，这个国家也会崩塌。”

将笔放在笔架上，朱允炆喝口茶浸了浸嗓子：“朕说过你们是天才，所以你们的课跟地方学堂的课不一样，你们不用从零开始的去学习那些教条式的知识，也不用依赖于古文典籍，更不需要看几千年前的书，来学习先人治国的知识，你们需要的是自己悟、自己想。

这些东西呢，朕以后慢慢跟你们讲，今天朕给你们上第一课，国以何立。”

国以何立。

这是朱允炆为他们准备的课，也是一个问题。

“开讲之前，朕想先问问你们，国以何立？”

孩子们纷纷举手，能做出之前考学的两道题，这种宽泛性的问题他们都已经有了各自的看法。

“荀子曰：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

第一个表态的是于谦，这个孩子坚定道：“学生以为，国以信立，国无信则民无畏。”

朱允炆没有表态，又看向杨稷，后者忙起身道。

“学生以为，国以法立，法不严则国无法治民。”

朱允炆仍然没有表示出赞赏或者其他否认的态度，又问王与准：“你呢？”

“学生以为，国以宽仁立。”

王与准讲出了自己的看法：“自古有仁治才有盛世，秦法严苛二世而亡，文景宽仁汉有四百，民力疾苦，有宽仁之政方可得万民之心，民心有了，江山就稳了。”

朱允炆挨个问下去，得到的答案也大多这三种，即法治、公信力和爱民恤民三种。

“你们说的都有道理，这三样都是一个国家所需要的。”

朱允炆开口讲课，这些孩子便都认真的拿起笔，在各自面前准备的纸本上抄记起来。

“为什么需要法治、公信和仁政呢？因为占据这个国家绝大多数数量的是百姓，百姓最需要的恰恰就是这三样，没有这三样，国家的根脚就会不稳。

所以这三样不是用以立国的，而是用以稳国的。

国以何立，意指国家建立之初所需的东西，也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政治体系的建立，国家是一个行使统治机制和领导机制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需要人为的行使统治领导工作。

所以，一个明确的政治体系，这里面行使统治工作的人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所以说，立国的基本是政治，立国之后怎么做，需要的哪些方面才是你们方才提起的法治、公信力和宽仁。”

立国首先要确定的就是政治体系，这个说法可能这群孩子听不懂，但是后世学习政治和法治专业基本都能一目了然，这不就是立宪吗。

立国先立宪。

宪法确定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而后这个国家进行的一切发展、改革都要围绕这个中心来进行，这样路子才不会走偏，不会被其他国家乱七八糟的思想带沟里去，才会有凝聚力和执行力。

这就是确定政治体系的重要性。

“历朝历代的国家之所以相继被青史所淹没，我们这些后人在观看史书的时候总能找出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因为严苛而亡，有的因为过于宽仁而亡，要么就是土地兼并、苛捐杂税等这些社会上出现的种种冲突矛盾，但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历朝历代从刚一开始建立的时候，就是一阵子冲劲。

咱们论历朝历代之亡国祸患，倒不如论的是历朝历代在政治上的得与失。”

朱允炆自己说自己也在记，包括不远处旁听的杨士奇三人。

“秦汉魏晋，隋唐宋元。”

朱允炆将这几个朝代的名字写下来，审视之后，说道：“这八个朝代中，秦是在立国几百年后第一次确定其政治体系，即商鞅法下的，以耕战为基础辅以严法的政治体系。

汉，黄老学术往独尊儒术的转变也是在立国之后，到了昭宣中兴，又变成博采众家之长，王霸并行。政治体系多变，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核心点。

魏晋倒是有明确的政治体系，九品中正制，一个注定被扫进尘埃中的妥协体制，祸国殃民。

隋立国太短，无法评述。

唐算是历朝历代之中，在确立政治制度最有建树的一个朝代了，无论是他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兵役制度，各个方面吧，都是很明确并且有其鲜明特点的，不提其取得的成绩，仅以政治论政治来说，唐朝亡国之后，五代十国这些个国家，或者过度到两宋、辽金元。

这几百年的咱们汉人建立的国家也好、异族建立的国家也罢，基本都是在唐代制度的盘子里打圈圈，再也没有走出来过。

就算有些革新的地方，也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换个署衙机构的名字，改个牌子罢了，从根本上，并没有顺应时代或者说民心，重新制定一个新的政治体系。

两宋朕懒的提，也不想说，倒是朕很想说一下元朝，说一下忽必烈这个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