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让内阁及其下领导的朝堂各部、都察院、大理寺来评选最不喜欢皇帝哪一点，那么，五年计划一定当仁不让的排在首位。
这条国策的积极面是显而易见的，但正因为过于积极，而无法被官僚阶级所接受。
其实准确来说，最无法接受的应该是地方各省，因为，内阁也好、朝廷也罢，都是中央的主管部门，也就是所谓的领导动动嘴层面，而摊派下去之后，各省就处在一个跑断腿的阶段了。
具体的数据化指标要具体落实，完不成就摘帽子，这谁来得了？
说句不好听的话，各省、各级别的官员现在忙得连逛青楼时间都没有，更别说没事在家呼朋唤友办一堂堂会，听曲作乐亦或附庸风雅的搞诗词大会了。
这种事情上，户部尚书祁著是最有发言权的，时间进入建文十年后，他就没有一天有空去听曲休闲娱乐一下。
每天睁开眼就要到文华殿点卯，而后去户部坐堂，审阅各省送上来相关奏本，督促各省要去尽快落实哪几项任务，有时候迟迟送不来的，他还要派专员下去查明情况。
等忙活完，时间往往就到了傍晚，回家那是倒头就睡。
日复一日、日复一日。
这哪里是做正二品的尚书啊，这不就是城外龙江船厂的劳改犯吗？
士农工商、士农工商。
几千年官僚阶级的特权和优越到了大明建文朝全完蛋了。
当官的还不如经商呢，起码后者虽然失去了权力，但却相对自由，而官员呢。
赚的没有商人多，时间没有商人自由，连青楼都不能常去，去的次数多了，甚至还要被吏部计入考评，年底京查的时候要扣分。
是，官员可以贪腐，尤其是远离南京的官员还可以利用手里的权力来为自己身边的亲属牟取私利，亦或者枉法欺人，但这种见不得光的事总还是要小心翼翼的去做，蝇营狗苟上不得台面，不能正大光明的活在阳光下喘气，个中滋味各有体会吧。
所以，但凡天底下有个胆子大的，真能找到朱允炆说一句，这日子没法过了。
“陛下。”
杨士奇苦着脸，硬着头皮说道：“您知道这五年，天下的官都是怎么过来的吗？”
所有人都眼巴巴瞅着杨士奇，然后又可怜巴巴的看向朱允炆，期待后者能够发发慈悲，垂问一句缘由后能高抬贵手，把所谓的二五往后顺延两年，就当给大家伙放个假。
“朕不知道这五年天下的官是怎么过的，但朕知道这五年，百姓是怎么过的。”
朱允炆慨然而叹：“前几天双喜谓朕说‘皇爷，您这白头发越来越多了’，朕哪里不知道你们累啊，因为朕也累，但谁让诸卿与朕，是这个国家的领导者呢，好比牛拉犁，不付出辛劳，吃什么喝什么。”
把自己这么一位皇帝比喻成牛，这也算是一桩奇谈怪论，所有人都面露苦笑之色。
“古人云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为官施政亦然，以前懒散惯了，猛然如此操持辛劳自然不适应，需要时间，越是如此越不能半途而废的停止咱们的脚步，真要歇个两年，再想紧起来就更难了。”
“陛下之言字字珠玑、振聋发聩，臣等敢不竭心尽力，上报皇恩下安黎庶，以期实现为人、为官之职责操守，只望臣等鞠躬尽瘁，可使吾皇万岁得须臾休息，颐养龙体，慰我等为人臣子之忠孝之心。”
这种肉麻的话，谨身殿里能说出来的也就许不忌了，闻着无不鸡皮疙瘩骤起，连朱允炆都听的打了个寒颤。
不过也得亏有许不忌这么个好同志在，大家伙虽面露苦笑，但还是抖擞精神，昂首挺胸。
“臣等必竭心尽力，绝不辜恩。”
这就算是表了态，那么二五计划也就可以开始草拟了。
“其实诸卿也没必要那般紧迫，二五虽势在必行，但较之一五还是会宽松不少的，尤其是具有硬性标准的数据任务会略有降低减少，户部和税部的提高要求也会适当减少增长的幅度。
朕的想法呢，二五主要的侧重点，还是以沿海的经济革新为主，落实配套的建设来兹辅助任务，比如集群性的工坊、布坊，为更多的百姓提供手工作业的岗位来脱离传统的靠地吃饭。
南直隶脚下的百姓，一家四口或更多的家庭，守着几亩地过自耕农的生活，一年到头也没有多少余粮更别说余钱了，生活的质量很差，这些年，粮税降低，加之交趾的粮产极高，走海运输送内陆后，粮价极低，这对于自耕农来说自然不是好事。
所以这些问题拿出来，诸卿都要想办法来解决和改善。”
格里安奇对朱允炆的意见，就一直都不提倡低粮税制度下的商业化，因为这会使得粮价降低且物价上升，使最底层的农民生活质量下降，虽然他们每个人都可以轻松的填饱肚子，乍一看，简直就是中国几千年来最完美的朝代，但只满足填饱肚子这一项要求的话，不叫生活，只能配的上生存。
大明想要进步，就必须要从经济内卷化中走出来，普及城市化，即使不可能消灭边际效益和糊口经济陷阱，起码也不能让这两者继续扩大。
“咱们要为全天下七千万百姓勾勒出美好未来的蓝图，这是咱们的责任，而地方各省的主官就要负责落实，落实的过程中需要因地制宜的加以改正调整，但绝不能背离这个初心。
只有基于这一点上的施政才是真正的良政，而错开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