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听涛阁，李笠借着煤气灯的光照，仔细点看着一卷书。
此书名为《齐律》，即北边齐国的国家法典，李笠看得很认真，仿佛一个法学类专业毕业生在备考，为即将到来的司法考试做准备。
书中记载的名词（罪名），当然是要记住的，譬如，何为“重罪十条”？
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
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
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
反逆，即叛逆、谋反；大逆，即危害君父、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
恶逆，即殴打、谋杀尊亲属，譬如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
不道，即违反人道的凶残杀人，譬如杀一家三口（父母子女），也就是灭门；
不义，指部下及百姓杀死郡县官吏，或丈夫死去而妻子匿不举哀之行为；
内乱，指的是亲属间乱那什么。
李笠看到这里，想到一个成语：十恶不赦。
十恶不赦，是很常用的成语，形容一个人罪大恶极，但是李笠发现，“十恶”的说法，在这个时代还没出现。
所以当他和人闲谈时脱口而出“十恶不赦”的时候，对方很惊讶的问：“何谓十恶？”
他这才意识到，这个时代，没有“十恶”的说法。
然而，等他看过去年才编撰完成的《齐律》，看到了其中的“重罪十条”，才意识到，或许，这就是“十恶”说法的起源。
李笠仔细研究了一下《齐律》，发现比起梁国律法，以及之前历朝历代的律法，感觉“进步”许多，也更贴近现实许多。
又听祖珽的介绍，以及一直以来收集的信息，他大概了解了《齐律》的编撰过程。
元魏自六镇之乱后，局势动荡，后来分为东西二魏。
高澄、高洋兄弟执掌魏国（东魏）大权期间，基于政治需求（敲打尾大不掉、骄横跋扈的武勋、以及腐败成风的官场风气），极其强调“法制”。
高澄执政期间，以“刑罚严明”著称，高洋执政、称帝后（前期），“刑政尚新、吏皆奉法”，官场气象为之一新。
高澄、高洋所用律法，以魏国《太和律》为主，《麟趾格》为辅。
但是，《太和律》已经不合时宜，而《麟趾格》是随修订、随实施、随改进的临时法规，长期积累，容易造成刑法不一，各条例相互矛盾。
于是高洋便组织有识之士，修订《齐律》。
因为河北多有精通刑名之学的家族，且魏国一直就有重视法典编撰的风气，所以，《齐律》的“编辑组”，人才济济。
花了十余年，直到去年，《齐律》才编撰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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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关注“法制建设”的李笠，弄来全套《齐律》，让“专家”进行研究，自己也抽空研读，仔细看过，认为确实是不错的法典。
《齐律》比起同期各国法典，以及之前历代律法，有很大进步。
首先，提出了“重罪十条”的概念，将儒家lún_lǐ纲常礼教引入刑事法律内容，推动了礼与律的进一步融合。
其次，《齐律》篇目共十二篇，共计九百四十九条，涵盖范围广，条例很细。
十二篇，即名例、禁卫、婚户、擅兴、违制、诈伪、斗讼、贼盗、捕断、毁损、厩牧、杂律。
其中，《名例律》为总则篇目，“名例”二字，源自《晋律》中的《刑名》和《法例》，《齐律》将《刑名》和《法例》合为《名例》。
《名例》放在律典第一篇，突出了法典总则的性质和地位。
李笠不是法学专业生，也不太懂法学，但看了《齐律》的这个结构（《名例》总则），觉得很合理，也很顺眼。
其三，《齐律》确定的“五刑”：死、流、徒、鞭、杖，李笠觉得很合理。
李笠品尝过梁国那很有特色的“测罚”之刑：将不招供者强行断食多日，以饥饿来逼迫囚犯招供。
他觉得南朝律法中，许多奇葩刑罚手段，真的该取消了，或者，严格限制使用范围，不能滥用。
与此同时，《齐律》相比他国法典，优点是“明审简要”，并不繁杂，李笠觉得，这部法典，是自魏晋以来，最好的一部法典。
是一部“良法”，凝结了河北“法学界专家”们的多年心血。
那么，楚国的《楚律》（暂定名）的修订，应该借鉴《齐律》，
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别人的优点，要学，只有这样，国家各方面才会进步。
但是，光有“良法”还不够。
制定一部“良法”，解决了“无法可依”的问题。
可若做不到“有法必依”，那么，再好的“良法”，也只能是“白给”。
以北边的齐国为例，高洋重视“法制建设”，但实际实行起来，却很惊悚：高洋根本就没有“法制精神”。
有一件事，让李笠印象深刻：
天保末年（五年多以前），大臣崔暹去世，高洋抚灵而哭。
后来，某日，高洋在宫里碰见入宫的侄女乐安公主，乐安公主为崔暹儿妇，高洋便问侄女，在崔家过得如何。
侄女说，还好，只是“阿家”（婆婆）李氏（崔暹遗孀）对她不好。
乐安公主的抱怨，大概是基于婆媳间矛盾的常见抱怨，而高洋听了，便将李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