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图前，李笠向卫王李昕讲解长江中游形势，李昕即将作为“江沔观察使”，率军离京，驻扎江沔地区。
这个职务，前所未有，为临时设置的使职，作为皇帝派遣的使者，驻扎地方。
不干涉地方行政、司法、军政，单纯驻扎，“观察”四方，位比行台尚书。
也就是说，李笠把侄子作为鹰犬，安排到地方，监视长江中游地区，为皇权的屏藩，履行宗室的职责。
顺便在江沔地区开荒、屯田，养战马。
新朝建立，李笠在王爵中新设亲王（国王）爵，位在郡王之上，追封已故长兄为卫王，追封已故次兄为滕王。
于是，长兄之子李昕顺理成章“继位”为卫王。
李笠把自己的庶子李旸（赵孟娘所出第二子），过继给已故次兄为嗣子，给次兄延续香火，所以李旸为滕王。
当初，鄱阳湖畔白石村的李家三兄弟，构成了新朝帝室、二王的谱系。
卫王李昕即将到江沔赴任，李笠讲解长江中游形势，是要提醒侄子，汉水入长江口一带地区的重要性。
“你的一万兵马，卡在汉水入江口处，依托新建要塞，和鲁山城互为犄角，可以直接封锁汉水航道，并能将长江航道卡上一半。”
“那么，若长江上游荆、湘，以及汉水上游襄、沔地区有人起兵造反，要顺流而下，就得先拔掉汉水入江口处的要塞，才能打通航道，”
“一开始，你只需守，等下游讨伐大军抵达，就可以出击。”
“若上游地区有人起兵反叛，却没顺流而下，而是引狼入室，意图割据，你不用管，朝廷自然会派大军讨伐。”
“你只要确保麾下兵马牢牢钉在汉水入江口处即可，让对方如鲠在喉。”
“若太平无事，那么，屯田事务以及马政要上心，江沔地区还有大量土地可以开荒，变成良田，变成牧场。”
“开荒、屯田很重要，马政也很重要，孰先孰后，如何平衡，你自己把握。”
李昕即将出镇地方，担当大任，但任用却和前朝惯例不同：
李昕不担任江、沔地区任何一州的刺史，而是率领所部兵马作为一颗“钉子”，钉在郢州夏口对面（长江北岸）的汉水入江口处。
汉水，又称夏水、沔水，其入江口，称为夏口，入江口附近地区，称为夏首。
因为历史原因，夏口这一地名南移，从长江北岸移到江对面，所以如今的郢州州治夏口，在长江南岸。
而北岸，汉水入江口处地区（夏首），有鲁山城作为戍堡，扼守汉水航道。
汉水入江口，连带南岸地区，即后世的武汉三镇，扼守长江、汉水航道，位置十分重要。
萧齐末年，雍州刺史萧衍起兵，其兵马沿着汉水顺流而下入江，先攻破鲁山城，舟师才得以入江，去攻打郢州夏口城。
现在，李笠让唯一一个成宗室李昕，率兵驻扎夏首地区，还配备火炮，就是要确保长江中游形势一旦出现变化，李昕能第一时间防止局势恶化、失控。
若局势真的失控，李昕就要守住夏首，至少为下游地区争取应对的时间。
此外，驻扎夏首的李昕，还要掌管江沔地区（汉水下游地区）的屯田、养马（马政）事宜。
并且，提刑司、转运司的“大区级”官署会设在夏首，处理江沔地区事宜，但这两个官署，不归李昕管。
如果任命李昕为郢州刺史，其实就可以履行扼守江、沔航道的职责，李笠却没这么做，这是他针对旧体制弊端做出的改革尝试：
这个时代，宗室深度参与政治，是为“宗王政治”，并形成了一系列惯例、制度。
这种制度如同一把双刃剑，用起来很麻烦，稍不留神就会出事。
南朝历代都会派宗王出镇地方，镇守要地，确保长江中、上游地区不出事（一旦有人起兵，就会顺流而下直接进攻建康。）
但镇守地方、提防地方叛乱的宗王，自己也会渐渐被权力腐蚀。
会被当地豪强出身官员怂恿，被左右僚佐怂恿，成为地方叛乱的根源。
按后世一句话，那就是“你凝视深渊，深渊也在凝视着你”。
所以，出镇宗王必须定期轮替，以防在某个地方待久了，尾大不掉。
梁国的经验表明，宗王定期轮换出镇，效果还行，但是关键时刻，依旧会出问题。
问题在于，无论地方主官（刺史）由谁来担任，中央和地方的矛盾都是切切实实存在的：
这个时代没有无线电，交通工具也很落后，所以中央和地方的联系，“延迟”问题很严重。
若地方事事都要请示中央，听命令再行动，极易误事。
譬如，地方官面对突发事件（譬如叛乱、外敌入侵），若要请示朝廷再行动，容易反应迟缓。
可中央放权地方，对地方管得松了，地方自主权过大，就容易失控（拥兵自重、尾大不掉）。
以宗王出镇地方，其实不能很好解决这个问题，中央（皇帝）不放心外人，担心外人在地方做大，难道就放心自家人，不怕自家人在地方做大？
宗王政治的问题，不仅在于中央和地方这层关系，即便在中央内部，也是个大问题：
皇帝驾崩，新君即位，辅政大臣若是外人，江山极易易主。
可即便辅政大臣为宗王，江山也极易易主，不过相比外姓篡位要好些，只是帝系转移，江山不改姓。
但即便如此，也不是哪个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