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皇爷挥手让自己回去，魏忠贤松了口气，如蒙大赦般地离开了。
等魏忠贤走了后，朱由校慢慢地喝着茶。本来这天气最适合吃点烤地瓜暖手的。
这些日子混下来，朱由校发现其实明朝的皇帝还是很轻松的。
各地的奏疏首先要送入内阁，由内阁大学士写上处理意见，然后才成递给皇帝，由皇帝决定最终的处理办法。
如果皇帝觉得内阁提的办法不好，可以不批红而将奏疏直接送回内阁，由内阁大学士再一次拟定办法。有的时候皇帝批红都懒得做，就将批红的事交给自己身边的司礼监秉笔太监。
声威一时无两的刘瑾、魏忠贤都是得到皇帝信任的秉笔太监，由于皇帝疏懒，也就让这些人有篡权的机会。
朱由校定了定神，看着眼前这一堆奏疏，嘴角露出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估计魏忠贤这一趟来回，不少官员要遭殃。若是他能清洗掉一些于自己不利的官员，正好顺手提拔一些干实事的。这个时代实在是人才其实并不少，只是没能做到人尽其力。
朱由校微微颔首，心里开始盘算要提拔哪些小官员。虽然朱由校不知道大多数文臣武将的才能和忠诚，但是大部分的历史名人还是知道的。
只是想着想着，他意识到一件事，那就是提拔人才后，要干些啥？再者，干实事也得用到钱。无论前世还是今生钱才是万能的，穿越才不是万能的呢！
但现在国库里，估计没什么钱。对于自己有多少钱的问题，自己还真的不清楚，只能问自己的大管家王安。
想到这里，朱由校愣了下，放下茶盏冲着门外喊了一声：“去叫王安来见朕。”
王安这段日子说忙也不忙，说闲却是蛮多琐碎的事情要处理的。这板凳还没被屁股坐热，就又被皇爷召唤到了乾清宫。
“王安，朕有多少库银？”朱由校一边问，一边心里念叨：千万不要告诉我国库赤字。
王安微微一愣，这个问题他正好知道，天启皇帝登基的时候，身为总管的他奉命查点过内库的银子。
他叹了口气缓声答道：“回皇爷，内库还有白银1700万两，黄金3万两。”国库就不用说了，肯定没钱。
听到这个数字，朱由校先是一喜，这么多黄金放在后世，自己可以一辈子吃喝无忧，跑车开开别墅住住。
高兴完了，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现在乃是堂堂一国之主，这些钱怕是赏赐给有巨大功劳的大臣几回，自己就得喝西北风了。
可见天启皇帝是个穷光蛋啊！朱由校在心底哀嚎了一声。要知道，乾隆三十六年，一年的国库收入就是3700万两白银，那只是一年的岁入啊！
“大明岁入有多少？”朱由校抱着一丝丝的希冀问道。
“回皇爷，岁入约摸521万两白银。”
听闻王安的话，朱由校一愣，这么少？要知道明朝此时的贸易和资本要比清朝强得多，可是每年的岁入却差这么多……
唯一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不交税。想到这，朱由校的心在滴血，似乎看到了很多真金白银就这么飞走了，于是在心里默默替这些人狠狠地记了一笔。
这些想方设法偷税漏税的人，谁家不是良田千顷，买卖无数？这些人大多都是说一套做一套，满嘴的仁义道德，平时却是鱼肉乡里。
他们兼并土地、走私、进行海上贸易，可以说每个家族都是富得流油，可是他们却总想着不交税，于是东林党就鼓吹“重”农抑商，藏富于民。
便宜老爹泰昌帝对重农抑商的理解是错误的，重农抑商不代表着重征农税，而是少收甚至不收税。可东林党人篡改了这条理论，根据他们的说法，农业才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来源，要重征，而商人的地位低下，要少收税。
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多年来窜改赋税册以逃避大量赋税，并总是鼓吹向农民征税。这些人不但偷税漏税而且因为势力庞大也就更加肆无忌惮，几乎什么都做。
在朝堂上，很少有真正想要为百姓办实事的人。大部分官员在朝堂上攻讦别人，在地方上排挤弱小的官员，同流合污昧着良心办事。
由于朝廷不断催促地方完成定额，越来越重的负担就被转嫁到农民身上，他们无财无势，无法保护自己不受勒索，最后不得不面临两个不得已的选择：
将土地以低得可怜的价格卖给有势力的豪绅，自己租田做佃户，用高租换取保护；或者放弃土地逃亡，希望别的地方情况会好一点。不管他们怎么选择，土地或是荒芜，或是落入豪绅之手。而政府的定额依旧压在剩下的农民身上，这种恶性循环愈演愈烈。
赋税的负担变得不堪忍受，不是因为捐税高，而是因为许多捐税要用白银支付，而白银对于农民来说，非常难以得到。
很多人没有土地或者不能忍受大地主的盘剥成为了流民，这也就是为什么徐鸿儒的白莲教起义会有那么多人跟随的原因。
还有就是这个时代地球正处于小冰川期，天灾不断。陕西的大旱让无数的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官逼民反，才有了高英祥、张献忠、李自成等。
陕西的农民起义成为了压垮大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可以说明朝除了亡于外部压力外，大部分还是这些逃税的豪绅过错。如果不将这些人弄掉，大明朝就没什么希望。
想到这里，朱由校不禁揉了揉太阳穴。
谁说当皇帝轻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