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天那部电影里，有个超级书呆子，他算是男主角的朋友，那个人就和詹卢卡很像。
除了考古俱乐部以外他还是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和帆船俱乐部的会员，实在看不出这个“书呆子”居然也会与“运动”有关。
傲慢又古怪，除此以外他家还真的很有钱，他有一艘豪华风帆游艇，众所周知，法拉利是豪车，而意达马游艇公司是跟它一个集团的。
佛罗伦萨画派注重素描，达芬奇的《维特鲁威人》的关注度并没有像《蒙娜丽莎》和《最后晚餐》那么高，毕竟那是钢笔和墨水绘制的一副素描手稿，但黄金比例这个概念很多人都是知道的。
它被应用到数学、物理、建筑、美术，以及船舶、汽车设计之中。斐波那契的螺旋线就是按照黄金比例所绘的，詹卢卡的飓风号的船弦上就画了一个斐波那契的螺旋线，据詹卢卡所称，飓风的形状就是符合黄金比例的。
这个名字真的很不吉利，别人给船取名都是诸如儿子女儿的名字什么的，他偏偏取飓风，就像他嫌船沉得不够快似的。
麻瓜的高中是个神奇的地方，孩子们不是根据家里的条件来判断阶级，而是看他会不会运动、外貌以及别的稀奇古怪的标准来评价。
詹卢卡是食物链最底层，莫妮卡则是受欢迎的女孩，很多威尼斯女孩高中毕业后就会离开，她则是因为家境留下了，挣钱存学费去米兰学服装设计。
威尼斯有很多世界级富豪，问题是他们很少和威尼斯当地人接触，威尼斯沉了他们就换一个地方，比如摩洛哥，只要把那些真迹带走就行了。
若干年后唏嘘一声，那是个多么美的地方，真是可惜，居然和亚特兰蒂斯一样沉了。他们是不会去拯救这个城市的。
同一个码头的另一艘船上有很多超级模特，还有摄影师陪同，他们也是“游客”，尽管他们挥金如土，为威尼斯提供就业机会，并且过着豪奢的生活。
曾经有一首诗是这么写的：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者；
接著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这首诗歌之所以这么写和1936年的一个新闻报道有关。当时有个瑞士天主教徒的孩子，他祈祷希特勒早点死，于是德国报纸全部都报道天主教徒同情这种煽动行为。
枢机主教法尔哈伯在一次布道的时候说：“一个国外的疯子疯癫发作了，难道就此就有理由怀疑整个德国天主教会吗？你们都可以证实，所有的周末和节日，我们都在祝福元首，如我们在协议中承诺的一样，但是现在，人们可以从街头报纸的大标题上看到‘他们祈祷希特勒早死’，怀疑我们对国家的忠诚，我们感到很生气，我们要做一个回应，一个基督徒的回应，天主教的信徒们，我们现在一起为元首的健康祈祷，这就是我们的回应。”
很久之后，主教伽伦说：我们基督徒不会造反，我们将继续服从神，出于我们对祖国和人民的爱，尽我们的职责。我们的士兵将战斗，为德国牺牲，而不是为了那些在神和人面前令德国蒙羞的人而死，反对我们中的那些敌人，他们折磨殴打我们，我们不能拿起武器来战斗，我们只有一样武器，坚强、坚韧和忍耐。
国内报纸那么煽动是有目的的，《冲锋报》总编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在演说中指控犹太人意图控制世界，以剥削非犹太人为生。
轴心国的战争机器运转起来需要钱，第一个受害者是犹太人，第二个受害者就是天主教，因为他们一直以来都很有钱。
《冲锋报》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多次遭到查禁。即便是党内部，《冲锋报》也是恶名昭彰。不仅空军元帅戈林禁止他的下属阅读《冲锋报》，希特勒青年团内部也禁止团员阅读《冲锋报》。1933年掌权以后，《冲锋报》印刷量达到巅峰，读者多为年轻人和社会底层。柏林奥运期间碍于国际视线，短暂停刊。二战以后，纸张供应紧张，加上犹太人陆续淡出德国社会视线，《冲锋报》印刷量大减。德国战败后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逃进“阿尔卑斯山壁垒”，化妆成画家和妻子一起藏在蒂洛尔的魏德林附近的一座山庄上，他在那里被美军发现。
纽伦堡大审判的时候他以有密谋罪、破坏和平罪、战争罪、种族屠杀罪以及反人道罪与另外11名战犯一起被判处绞刑。
他一个人都没有杀，他只是煽动和灌输那些激进的思想，年轻人和社会底层本来就很容易被洗脑，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好失去了。
狩猎巫师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假借着消灭巫师的名头，行“娱乐”之实，打猎动物已经不过瘾了，要狩猎人玩。
食死徒杀麻瓜，麻瓜杀麻瓜，谁是弱势群体就杀谁，“女巫”就是弱势群体，那个写女巫之锤的人应该是被人狠狠甩了，患上了厌女症，要把女人从地表毁灭。
把杀戮当娱乐，即便对方和自己一样是人形。
情感是人类祖先送给后代的礼物，残忍是人类自己给自己的礼物。
恶魔不一定长了犄角，他也可以穿着意大利手工制作的皮鞋。
“冰箱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