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信上是这样写的：
嗨，我叫艾瑞卡·埃斯波西托，我今年五岁了。我们一家住在那不勒斯，我的父母是公司职员，他们平时很忙，上周他们带我去动物园，但动物园里没有熊猫，约翰教皇，我想你能和中国的总统说说，让中国的熊猫到意大利来，我害怕有天会看不到了，因为我生了很严重的病，我的父母必须工作才能支付我住院的费用，他们不能常陪着我，而且他们不像你那么睿智，也不知道为什么熊猫不能到意大利来，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期待你的回信。署名是一只牵着小女孩的熊猫。
宗座的私人秘书将那封小女孩的信放了下来，沉沉地叹了口气。
在一名教宗死后，在新旧教皇交替的这段时间内，一切大权暂时自动转交给上一任教宗的私人助理——教宗内侍。
然而约翰保罗二世并没有死，只是他的喉咙被插了管，不能说话了。
现在的教宗选举已经变成了罗马教廷的内部事务，各国政府也都将教宗是当吉祥物一样看，教宗的影响力还不及一个普通明星。
何况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小女孩的问题。
因为熊猫掀起的中国热正在席卷西方，那个国家没有创世神话，他们相信世界并非出自创世神之手，而是自然本生，由一个叫盘古的巨人变化而成。
也许教宗和熊猫都是和平的使者，不过他们还是存在分歧，但谁能拒绝一个得了绝症的小孩最后的心愿呢？
苏格兰和英格兰闹分裂，一提起爱丁堡动物园的熊猫归属谁的问题就不闹了。
动物学家说，熊猫是一种猛兽，那个毛茸茸、满地打滚的“食竹者”哪里凶猛了？
教宗内侍无意识地笑了起来。
就在这时，他桌上的电话响了，秘书告诉他约见的人已经来了，于是他将那封信放进了抽屉里。
进来的是一个普通的世俗青年。
从第一个试管婴儿降生之日开始算，到现在有很多这种“人造”婴儿诞生了，虽然这不符合神设立的创世秩序，却不能将这些孩子拒之门外。
男科学家“窃取”女科学家的成果，在科学史上并不是第一次，沃森和克里克偷用了罗莎琳·富兰克林的数据，发现了dna双螺旋；约塞琳·柏奈尔观测发现了脉冲星，但最后获得诺奖的是她的导师修维什。
1862年，英国医生约翰·兰顿·唐注意到在那些”天生白痴“的婴儿里，有些孩子具有共同的特征：面宽、眼睛小而上挑。到20世纪初，人们已经意识到，这是一种相对常见的先天病，发病率约为千分之一左右。那时在很多国家，患儿通常会被专门机构收留，但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治疗，大部分患者很早就会夭折，没几个人能活到20岁。
一位名叫玛尔特·戈蒂耶的年轻女医生在哈佛经历了1年的儿科进修后，回到巴黎。她得到了一所当地医院的临床职位。医院儿科主任雷蒙·图尔潘对唐氏综合征很感兴趣，很多年前他就猜想这可能与染色体异常有关，但是没时间深入研究。有一天图尔潘发牢骚说没人理睬他的猜想，戈蒂耶想起了自己在哈佛受过相关训练，便自告奋勇接下了这项研究。
医院拨给她一间废弃实验室，里面有一台冰箱、一台离心机和一台质量很差的显微镜。没有经费。她自掏腰包买玻璃器皿，自己养了一只公鸡作为血清来源，而如果需要人血样本，就用自己的。
这期间图尔潘本人从来没有来过她的实验室，但是图尔潘门下的一个学生则时常来访，他叫热罗姆·勒热讷。有一天戈蒂耶谈到了她无法拍照的麻烦，勒热讷提出说可以拿她的玻片去别的实验室帮她拍照。此后戈蒂耶就再也没有见过那些玻片，直到2个月后，在蒙特利尔的国际遗传学大会上，勒热讷向全世界宣布他发现了唐氏综合征的病因，使用的照片正是这些玻片。在提交的论文里，勒热讷是第一作者，图尔潘是通讯作者，而毫不知情的戈蒂耶被安在了不起眼的中间位置，按照论文的描述，她的贡献主要是“从美国带回了一种新的组织培养方法”。
戈蒂耶在打击之下决定告别科研，重返临床和教学岗位。而勒热讷却名声鹊起，不光是因为他发现了唐氏综合征的病因是21号染色体多了一条，而且还找到了一种原则上的预防方式：婴儿没出生的时候你不知道他的相貌和智力，但可以取样获得他她的染色体，如果在怀孕早期能进行基因诊断，发现21号染色体出了问题，那么堕胎再怀，不就能避免悲剧了？
但勒热讷是一个天主教徒，而天主教是反对堕胎的。他认为，就算是唐氏综合征的患儿，自怀孕那一刻也有生存权，医学只能提升他她的生存质量，就算提升不了也不能用堕胎“解决”问题。
一个唐氏综合征的孩子该生下来么？
堕胎不是一个简单的lún_lǐ问题，而是掺杂了无数政治和宗教因素，情况错综复杂。对于中国来说，这种有唐氏综合征的孩子是会毫不犹豫得选择堕掉的，这会减轻父母和孩子的负担。
1994年，勒热讷因肺癌去世，为了纪念他而成立了热罗姆·勒热讷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有三重任务：研究，关怀，号召。前两者都很不错，但第三部分用了很大的精力反对堕胎。
勒热讷在世时虽然贬低了戈蒂耶的重要性，但至少没有否认她起了作用。可是这个基金会既然以勒热讷为精神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