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代表离开波恩后，谢绾开始整理莱茵联邦。他把自己的治所搬到了波恩，鲁尔经济区管委会直接升级成为莱茵联邦内阁的核心，全体委员也弹冠相庆，成为内阁的主要成员。其中，杜福尔-伏龙斯出任总理大臣、李斯特出任财政大臣、特珀出任资源大臣、科克里尔出任工业大臣、斯蒂芬森出任交通大臣，其余委员也转任国务大臣。
相比鲁尔区，莱茵地区大了不少，对于所有官员来说都是新的挑战。除了谢绾原本就关注的经济和市场问题，还有更多的民政问题摆在他面前。但这些琐碎而繁重的民政，是谢绾不敢完全假莱茵和威斯法利亚两省高官旧日的工作记录，来增加自己对民政工作的理解和应对手段。
比起不成熟的民政能力，更让谢绾头疼的，是那个在法理上可以对他指手画脚的莱茵联邦议会。
此时的莱茵议会主要由贵族和教士们构成，这使谢绾很不满意，他认为这样一个议会过于保守，并且不能体现先进生产力——对于自认为代表先进方向，在鲁尔堡一向专断独行的谢绾来说，莱茵联邦议会是一个反动的，令人头疼的掣肘。不过要干涉议会是件很麻烦的事，因为这些贵族和教士们有根深蒂固的话语权，而且说起来，这些人还是当初选举谢绾为执政的“有功之臣”。
谢绾在冥思苦想了一段时间之后，开始了他的议会改造计划。
他首先把贵族们分为拥有宗教职务的宗教贵族、拥有军官头衔的军事贵族、拥有大量土地的土地贵族、新兴的工商贵族，让他们各自组成不同的“专门委员会”，可以提出各自的利益诉求，美其名曰“细化利益”。每项议案都会经过四个委员会内部审议，必须要全部通过之后，才能正式提交议会审议。
这种细分一开始让所有贵族都觉得自己利益有了进一步保障，于是积极的投入各自的委员会活动之中。但问题很快就浮出水面——这样审议效率实在太低，基本上什么议案都通不过。其中宗教贵族成为最大的拦路虎。这帮主教们对其他三个委员会提出的各种议案都吹毛求疵的挑剔道德问题，自以为是的使用否决权。
这让其他三个委员会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加。伴随这种不满，谢绾暗中指使其他委员会中的积极分子在报纸上煽动对宗教贵族议员的抨击，专门挖他们的桃色新闻和不雅事件。宗教贵族们一开始也不甘示弱，严厉的反击这种有针对性的攻击。无奈节奏被带起来之后，各种爆料都纷至沓来，经过几个回合的大规模论战，宗教贵族们双拳难敌四手，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在道德上具有明显缺陷。谢绾以小惩大诫为借口，顺势废除宗教贵族委员会在议会中的否决权，改组成执政阁下的“道德lún_lǐ顾问团”，也就是吃吃喝喝做做弥撒，不参政的角色；
接下来，谢绾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多次赐宴、赐婚，组织社交舞会，并鼓励“鲁尔康采恩”中的贵族成员和其他低阶贵族资本家们，与军事贵族议员们建立共同社交圈、加强商业合作、甚至联姻，从而使这部分军事贵族议员逐渐以“自由派”的面目，与其余军事贵族议员拉开了距离，形成了自由派与保守派对立的局面。
这些自由派高级军官们与工商贵族、平民资本家的利益日渐捆绑，又在谢绾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在军事贵族议员委员会内部形成了利益组织。他们不时在内部挑起争论，在一些矛盾比较尖锐的议题上，动辄就组织起来对保守派进行攻击。这样的结果是，无组织的保守军事贵族声量渐低，逐渐被边缘化。为了安抚这些被边缘化的保守派高级军官们，谢绾“热心”的设立了参谋委员会，吸纳这些顽固的军事贵族，但这个委员会只参与军事议题，不再参与政治议题。由此，自由派军事贵族获得了委员会的掌控权，但他们也仅仅在形式上保持独立，其实通过利益捆绑，事实上成为了变相的工商贵族；
对待土地贵族，谢绾一方面继续推进原普鲁士就存在的废除农奴法案，鼓励自由民在城市中生活就业，让土地贵族的传统农业无以为继；另一方面以“维护贵族尊严”为由，推出《领地法案》，规定如果平民购买贵族领地，将缴纳三倍的赋税，而出卖领地的贵族将不得进入议会，如果出卖领地高于一定比例，则可能失去贵族头衔。这使得贵族所持有的土地价格大跌，逼迫土地贵族要么破产、转型，要么放弃贵族头衔和议员头衔成为普通地主。这样一折腾，留在议会的土地贵族，不得不走向工商业致富的道路，使土地贵族利益与工商贵族趋同，这个委员会名存实亡。
经过这一系列的折腾，莱茵联邦议会基本上成了工商贵族的天下。工商贵族相对比较开化，甚至不少人比谢绾还热衷于自由主义。在这种相对宽松的氛围下，谢绾又暗中鼓动民众请愿要求参与政治，并以此为由，推动建立了“平民议会”以吸纳非贵族议员。所谓平民议会，其实就是以“鲁尔康采恩”几大家族代言人为核心的非贵族大资本家议会。
最初贵族议会和平民议会拥有同样的提案、审议、否决权。但随着平民议会主动吸收了基民盟骨干成员，开始主导社会舆论与意识形态走向之后，贵族议会正式开会的次数越来越少，工作越来越形式化。工商贵族们反而乐于在两级议会审议工作之前，先与平民议会的议员们达成私下协议，然后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