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堡仔细琢磨了下谢绾的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然后说道，
“您这话，倒让我想起一位学者。法国奥古斯特孔德。前两年他出过一本书，叫《实证哲学教程》，还到处讲学，传播自己的观点。”
然后洪堡给谢绾大致介绍了孔德的学说。
孔德实证哲学的核心就是实证原则。所谓实证，也就是现实而非空想、有用而非无用、确实而非虚构、“正确及明确的”而非暧昧或模糊或错误的、建设性而非破坏性的。
也就是说，一切科学知识必须建立在来自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基础上。经验是知识的惟一来源和基础。科学知识之所以是确定的，精确的，是因为它们来自经验。科学知识的有用性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近代自然科学就是这一知识的典范。
反之，经验之外的抽象本质、第一因等问题毫无意义；知识都是相对正确的，随着方法和手段的进步而进步，而追求绝对正确的知识也是毫无意义的。
听完洪堡的介绍，谢绾眼前一亮。他对哲学不了解，但实证的四个内涵确实触动了他的心思，这才是民众该有的主流意识形态。
其实孔德的理论也有不少缺陷，但在对付神学和其他近乎嘴仗的意识形态冲突上，毕竟是给出了一个最为可靠的，检验结论的方式。
谢绾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然后对洪堡说，
“把这位孔德先生和他的学生都请到波恩来，……您让他为全国义务教育的小学生和中学生撰写一部分课本，由浅入深的宣讲他的观点，把版税作为他在波恩的酬劳。”
此时莱茵已经普及了五年小学教育，有两成的人会读中学。这样的版税自然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足以支撑孔德在莱茵的活动。
洪堡犹豫了下，说，
“这么大张旗鼓的宣传实证的唯一正确性，那有可能引起宗教人士的强烈反弹……”
莱茵议会早期经过谢绾的改造之后，宗教人士都成了不接地气的lún_lǐ道德顾问，但民间还有很多教徒，甚至还扮演了缓和社会问题的润滑剂。如果引起他们的反弹，也是大麻烦。
谢绾琢磨了下，笑道，
“您牵头组织个研究小组，将孔德的学说解析成为‘认识上帝’的正确途径。手段可以实证的，归于实证，不可实证的归于上帝——事实上牛顿爵士也是虔诚的教徒，这个不矛盾。”
洪堡也笑了下，点头离去。
从孔德到波恩之后，英国两位实证主义领袖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赫伯特斯宾塞也相继来到波恩长期居住。实证主义被定为义务教育必学、必考内容，哲学领域官定第一研究领域，逐渐成为莱茵学术界的主要意识形态，民众也日趋理性、世俗，这进一步在莱茵推动形成了自然科学对神学的碾压优势。
1845年中，谢绾迎来了他“五十岁”的生日。在这个时代，五十岁就算是老人了，谢绾其实很不愿意去细想这个衰老的事实。所以除了执政官邸的仆人和属官，谢绾并没有邀请其他人参加他简单的生日晚宴。
不过他还是收到了大量的贺信和礼物，不仅是来自莱茵、德国的，还包括英国、法国官方，连普鲁士也送给他一群特雷克纳马。
特雷克纳马又叫东普鲁士马，身材高大，通常有163到173公分高。是纯血马与阿拉伯马、重型马与小型马的混血。肌肉和线条都非常漂亮，速度与跳跃能力也很棒。
谢绾已经是个比较熟练的骑手。他一眼就看出这种漂亮的马品种的优良，开心之余自嘲道，
“普鲁士人是想提醒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吗？”
在众多贺信里，最让他意外的，居然有清国两江总督壁昌和闽浙总督刘韵珂的私人贺信和贺礼。不过谢绾回头一想，两江和闽浙，是五口通商的最大受益者，而五口岸中莱茵的产品也堆满了码头，两地官府对海外势力有认知和示好也可以理解，当然更可能是谢桂芳和邹汉勋为了讨好自己，让两位总督的幕僚搞得，两位总督只是默认同意。
谢绾其实更希望两位总督不知道自己这号人，免得自己和清国关系太好而被英国人盯上。
不过，在贺信的末尾，两位总督都提出了同样一个要求，
“欲遣访欧使团”。
访欧？这是谁出的主意？谢绾皱皱眉头。思前想后，估计是“拔贡党”那群人想借洋人提升自己在朝廷的话语权，故意撺掇两位总督派些年轻官员来看看。
这帮人是不是赚钱多了有点肆无忌惮了。清国朝廷虽然忌惮洋人和南洋镇的武力，一时打不过求和，但骨子里还是不大看得起洋人的。此前朝廷新败，所以对南洋镇的撒泼打滚装聋作哑，如今已经恢复了元气，朝中对洋人的敌意逐渐抬头，连南洋镇都收敛了许多。拔贡党却跟洋人走这么近，岂不是落人口实吗？
而且两位总督也是胆子太大，这种极容易被批为“里通外国”的事情也敢干。按照清国朝廷的一贯宫斗戏码，这件事在朝堂上应该是被上下都赞同的。但赞同不代表结局一定好——皇帝的心思“惧洋”与“嫌洋”混杂，派出的访欧人员，不管说洋人好还是洋人坏，都能被有心人搞成罪证。
两位总督内心打的什么算盘，谢绾不知道，但对他们的要求还是不能驳了面子。不过，访欧使团只能由英国人来主导，坐英国人的船，第一站必须去伦敦。
于是谢绾给清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