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份奏章中，其中扬州牧李扬的奏章，引起了李洛的格外留意。
“臣扬州牧李扬，恭贺吾皇文成武运大仁至圣皇帝陛下：……近日查，官署有人以雀牌戏娱，此乃北国陋习。臣已经下令禁绝苗头，收缴牌具…唯恐他处亦有苗头，伏请陛下下旨禁绝……”
这是一份祝贺加奏事的奏章。李洛看完这份奏章，苦笑着递给崔秀宁，“我这是自食恶果啊。”
崔秀宁看完说道：“还是个苗头，现在严禁还来得及。麻将这东西的确容易上瘾，对官场风气危害很大。就以渎职罪来定义打麻将的官员。民间嘛，就赌博罪。”
麻将，是李洛“发明”后送给高丽王后，高丽王后又送给忽必烈，从而风靡宫廷，流行大都，进而流传天下。元廷官场几年前就沉湎麻将，打牌成风。
早在李洛当福建平章的时候，福建官场已经流行打麻将了。而北方风气更加严重，竟然发展到“竟日以麻将为戏”的地步，就是寺庙里，搓麻将的声音也盖过了诵经声。
可以说，元廷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衙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打麻将”。
麻将不但让元廷官场更加，还极大的降低了元廷各级官衙的行政效率，甚至影响到军中将领。
情报显示，越来越多的元军将领，在军营中终日打麻将，无暇打理军务。
可现在，这股风气竟然影响到新生的大唐。
这是李洛绝对不允许的。
幸好，目前只是个苗头，完全刹得住。
崔秀宁道：“一方面我们要刹住这股风气，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推广几种国家体育活动，大家也要有娱乐的。”
李洛觉得很有道理，两人商量之后，捯饬出几种“国戏”。
很快，一道语气严厉的圣旨就颁发下来：
“朕闻麻将牌者，乃鬼神之戏也，最是祸心败德，蛊惑心智，令人荒于嬉懒于事。蒙元因此政治大败，高丽因此亡不旋踵……”
“大唐以道治天下，官员以清明许民，以勤谨治政，此乃德也，官之道也。而民以勤劳治业，简肃治家，此亦德也，民之道也……麻将所害者大，为祸者烈，乃一体禁绝。”
“圣旨到后，官员再敢有戏者，以渎职失德论处，非但官爵褫夺，纵唐民身份是否可保，当在两可之间亦。”
“而民间敢有戏者，以赌博失德论处，罚苦役五年，而唐民身份是否可保，亦在两可之间亦。”
圣旨之严厉，简直到了苛刻的地步。
官员敢打麻将的，官爵全部褫夺不算，可能还要剥夺唐民身份，降籍为二等三等或者奴隶。
百姓敢打麻将的，不但苦役五年，也可能剥夺唐民身份，降籍！
但问题是，处罚再严厉，你不触犯也就一点事没有。
皇帝这道《禁雀牌令》后世非常有名，因为在严格禁绝麻将的同时，还下了一道《光大体道令》，推广四种国戏。
一是马球之戏。皇帝一方面禁绝麻将，一方面鼓励衙门，军中，民间推广马球之戏，并让礼部恢复制定马球的规则，以为定制。
二是蹴鞠之戏。皇帝让礼部恢复蹴鞠之戏，改良规则。
三是改革大象棋（古代象棋），推广御制唐棋（象棋）和围棋，普及双棋。
但其实唐棋（象棋）比围棋更好推广普及，因为围棋对弈一次耗时太久，而且复杂，不利于大众化娱乐。
李洛推广马球，蹴鞠和唐棋（象棋），当然是增加国民的娱乐，引导正确的娱乐方向。
这些游戏，不但具备很高的对抗性，而且是两方对抗，最有利于培养竞技对抗精神。
尤其是马球和蹴鞠，对于国民精神有很大好处。
而麻将，扑克这样的多方对抗却弊大于利。这种多方性对抗的游戏，一般都是赌博，靠的的运气和算计。
打牌者相互揣摩，勾心斗角，相互堤防。这样的游戏趣味性很强，极易上瘾，而且很容易培养人的劣根性。
李洛给礼部的指示，规定和改良了马球的规则，从一人一队，到最多十五人一队，都可对抗。场地也分成多个等级。
不过李洛特别规定，以五人一队和七人一队为大型赛事标准，细分为前锋，中锋，后卫等岗。
标准球场以二十亩大小为准。令各地乡村，以荒地修建球场。各郡县城郊，也以荒地修建球场。
军中，以校场为球场。
蹴鞠的球体也做了改良。李洛令工部以海鱼膘改良足球，增加强度和弹性。并将工部的专利开放，允许民间商社制造。
标准赛事以九人为一队。民间小型赛事以五人，七人为一队。增加了守门员，规范了守门员的职责。
从城池到乡村，从军中到学堂，都要有蹴鞠。
蹴鞠和马球，都被列为大唐大型国戏，称为“华夏双球”。每年春秋以及庆典之日，皇家都要举办双球赛事。
各州，郡县，乡村，都按照年节举办赛事。
双球赛事分为四等。皇家和朝廷举办的赛事为甲等，州牧衙门举办的为乙等，郡县举办的为丙等，乡村举办的为丁等。
球队也分四等，乡队，县队，郡队，州队。
军中球队，按照编制也分为四等。
双棋也一样，从中央到地方到乡村，分为四等赛事。
李洛和崔秀宁搞出来的“双球”和‘双棋’，其实就是要百姓体力和智力双修，通过全民化的体力对抗和智力对抗游戏赛事，来强化国民精神体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