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现代的法治理论早已证明，重刑轻罪不但不会减少犯罪，反而由于其导致罪刑不一致，而使得重罪数量更多。
早在想要减刑之初，扶苏就预料到会有人以这段理论来反驳自己，这也是为何除了廷尉署，他还需要内史署的帮助。
因为内史署是负责统计国家数据的。
这还是得益于商君法度。
商君认为，国家要想富强，君主就必须要知道十三项对国家统治十分重要的数据，这便是成立内史署的初衷。
百年以来，内史署要统计的数据早已远远超出最初的十三项，几乎任何一项与国政息息相关的数据都会被统计入册，供国君时刻监视自己的领土和领民。
而扶苏请内史做的，只是将少有人关心的数据提出来而已。
这数据，就是昭法施行百年来，被判城旦舂以上重罪的人犯数量。
法治国家还有一点好，那就是他们相信真实的数据更胜于空中楼阁的理论。
正因如此，扶苏才有机会以数据来作为自己的论据。
如果是在人治，或者说德治的国家，思想理论的优先级是要高于实际数据的。
虽然扶苏还未得到确切的数据，但他深信内史署能给出让他满意的答案，因为同样的统计，东西方都早已有人完成过了。
谁让他是穿越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