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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羁是王泽贞的孙子。
王泽贞是一个传奇商人。
据说，王泽贞最早是水贼。
后来，王泽贞赚到一些钱之后，摇身一变，变成了商人，专搞国际贸易，在大宋、高丽、日本之间做买卖。
还有一种说法是，这王泽贞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还有人说他是高丽人。
不过——
王泽贞对外，至少是在大宋时，说他自己的是纯正的中国人。
这王泽贞到底是哪国人，就不去深究了，总而言之，这王泽贞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大海商，他的王氏家族在东海航线跑了五六十年的商。
（这东海航线，也叫“东方海上丝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胶东半岛开辟了“循海岸水行”直通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直至东南亚的黄金通道。唐代，山东半岛和江浙沿海的中韩日海上贸易逐渐兴起。到了宋代，这条航线的国际贸易更是达到了鼎盛。）
当初，韩擎发布悬赏令不久，就引起了王家当代家主王泽贞的孙子王羁的注意。
从王泽贞开始，经过了五六十年的发展，王家的海上贸易做得越来越大。
可以说，在东海航线上，现在已经没有比得过王家的海商了，其家堪称北商中的魁首，在北商中有领导地位。
既然是魁首，既然有领导地位，王家就不能不会商人计深远，毕竟，他们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说得简单一点，朝廷的政策好，所有海商都受益，反之，所有海商都倒霉。
王羁这可不是杞人忧天。
要知道，尽管这个时代商品经济发展是空前的，市场繁荣，作为商业主体的商人大量增加，但是从政府、官员与商人的关系，从这个时代关于科举、舆服的规定看，商人仍处于社会的底层，受到政府和管员的任意压榨、剥削和束缚，并且商人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也很低。
说到底，这个时代和其他封建王朝一样是实行的是重农轻商的政策，商人为士农工商之末，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之下，其地位肯定是不会太高的。
而且，往往富商都是高官的钱包，高官缺钱的时候，就会以联姻等等方式，从富商那里巧取豪夺。
但话又说回来，虽然这个时代社会贱商人，商人的地位依然不高，但因为这个时代对商人的管束没以往的那些朝代那么强烈，商人已经可以通过和官员联姻来提升自己的地位。
甚至，一些商人都能娶公主、郡主、县主——宋朝驸马、郡马极其兄弟子女都不得科举入仕，没人愿意娶，除了嫁给被鄙视的武将家族之外，很多都嫁给商人。
这相比于以前朝代，商人后代不可以科举，商人不得穿“丝绸”，凡豪商巨贾家产申报不实就要充公等等规定，一旦国家缺钱就会开始用各种理由抄一波家，已经是很大的改变了。
所以，总体来说，这个时代的商人，还是很幸福的。
作为豪商巨贾，王家自然是希望延续这种幸福，更希望能扩大这种幸福，而不是身家财产没有任何保证。
可很多事，不是王家这些出于社会最底层的商人能左右的，国家大策哪是他们能改变得了的？
尤其是在这样的乱世，这样的改朝换代的乱世。
所以，见韩擎发布悬赏令，王家当代的族长王羁立即就像抓住了一道免死符一般，在第一时间就派遣家中优秀的子弟带着五万石粮食和一万两金、十万两银与朝廷接触。
让王羁欣喜的是，朝廷当即给王家的那个子弟封了从八品的宣议郎，并在收了王家的一万两金、十万两银后给了王家二十万元的纸币。
纸币什么的，王羁看得不重，但朝廷给他王家子弟实打实的封了个文官，这才是王羁最看重的。
不久，韩擎又释放出来了成立商部和钱储部等明显的亲商信号。
王羁坐不住了，他亲自来到京师求见商部尚书秦桧。
知道王羁其人是北商魁首的秦桧，没有摆官威，而是选择亲自出迎。
见秦桧亲自迎出来，王羁受宠辱惊，赶紧给秦桧施礼。
一个礼贤下士，一个恪守规矩。
秦桧与王羁见面的过程非常愉快。
两人谈完，王羁就主动说道：“小人愿意代表北商（不只包括北边的海商，还包括不少与之有交易的陆地商人）以金银兑换一百万纸币。”
韩擎发行的纸币再好，在这个动乱的时期，它也肯定没有金银保值。
无疑，王羁这是在向朝廷卖好。
可秦桧并没有领情。
秦桧早就探听清楚了，这些跑国际贸易的海商极为有钱，很多下海已久的海商，动辄身家就是几百万贯，最厉害的一个海商，在南洋做了十几年生意，赚了两亿贯。
两亿贯是甚么概念？
北宋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只不过才一亿多贯，而且这还是年景好的时候，年景不好的时候，别说一亿贯，就是八千万贯都收不上来，一个海商通过十几年海上国际贸易，竟然赚了北宋两年的财政收入。
北宋有是史上极为有钱的朝代，拿北宋来说，其实还不够形象。
还是拿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唐朝来说吧。
唐朝兴盛的时候，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三千万贯，一个海商通过十几年海上国际贸易，赚了盛唐时期六七年的财政收入。
如果按照后世算，一个海商通过十几年的海上国际贸易，赚了四十万亿人民币。
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