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宁远的理解对于泪点片来说，眼泪就是最好的褒奖。以赢票房输口碑的《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为例，它的成功之处在于对现代情感关系的提纯精炼。
为了引起更广泛的共鸣，创作者甚至有意识的牺牲个性化，选择更加激进的叙事套路。
尽管自我牺牲，殉情等情节夸张悬浮，《比悲伤更悲伤》还是引发了观众的感怀。经过具有重复性、失真性的提纯处理，电影彻底成为合格的消费品。
这并非类型片的缺陷，其背后有着不可忽略的文化成因。那就是人们始终对爱情有着强烈的憧憬和期待，无论其现实是否存在。
《前任3》则是典型的怀旧消费，闪回镜头和对其他电影的互文性参照，补偿观众的情感缺失。内在肌理上，它是一种叙事策略，帮助完成片中人物的情感逻辑。
外在影响上它是观众逃避当下压力的一种温情港湾，进而使他们产生话语认同。
如果你还记得当年我们是如何批评青春疼痛作品的，应该清楚泪点片曾是“矫情”、“狗血”、“无病呻吟”的代名词。
但如今社会价值的加入，使它们有了更具抵抗力的内核，带上一顶你很难批评我的保护帽。
既有解决问题式的《我不是药神》，也有警醒问题式的《少年的你》和《悲伤逆流成河》。《我不是药神》由于焦点舆论，使得总理都亲自做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加快落实抗癌药降价保供等相关措施。
这种以一部电影之力促成社会民生改善与进步的作品，在国产电影史上屈指可数。
显然是对这种先锋潮流的呼应，充分证明电影不应只是客观世界的镜像再现，更应成为将艺术创作和社会价值连接起来的桥梁。
在现实主义的审视中，《我不是药神》可以视作是反映慢粒白血病患者群体的一面镜子。如思慧和丈夫离异后，不得不靠跳钢管舞延续女儿的生命。
黄毛彭浩生病后不想成为家人的累赘，选择远走他乡；《后来的我们》则触摸北漂的现实疼痛，群租房、中关村市场、过道摆地摊、挤公交地铁等画面，使观众产生镜像式共鸣和认同。
作为警醒问题式的电影，《少年的你》和《悲伤逆流成河》都对残酷青春文学的影像化呈现，予以重新定位与时代校准。奢靡浮夸的影像风格，被现实主义化的冷冽审视取代。
电影完成叙事母体的迁移，《悲伤逆流成河》将一个年少意气迷茫反叛的故事，重塑为对人性阴暗、校园霸凌、亲情淡漠的控诉，叩问了社会良知，唤起共情心理。
《少年的你》则将重点放在校园霸凌的刻画上，对原著后半部分的推理予以弱化。
尽管在人物设置上，依旧囊括疼痛文学、言情故事和女性网文的标配。但《少年的你》和《悲伤逆流成河》都更有意的将角色，置入校园欺凌的复杂发生机制中，为人物行为提供合理动机。
普适性的人物形象，增强了故事影射与情感代入。陈念和易遥不再是有着特殊经历的生命个体，而代表着一类人：因家境贫穷、文化差异、形象外貌等非主观因素遭到误解和欺凌的群体。
社会议题的加入终于让泪点片摆脱文化快餐属性。对造梦的心生厌倦，让观众对现实的回归倍感亲切。
然而这种回归，又是非常不彻底的。类似《少年的你》和《后来的我们》那种赏心悦目的痛感，在现实主义的包裹下却难掩与生活的疏离。
可以拒绝长大吗?
泪点片似乎不约而同给予消极回答。
《少年的你》用意外死亡解决校园霸凌，《后来的我们》用平淡婚姻去反衬旧爱深沉，《狗十三》的李玩从一个抗争的孩子变成一个懂事的孩子。
泪点片的观众画像显示：不仅女性角色在泪点片里挑大梁，女性观众也贡献最多的票房和眼泪。
《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书写女性的yù_wàng与追求。宋媛媛与张哲凯住在一起十年，两人在一张床上睡觉，但是却是同居不交往相爱不表白。
两人都没有跨越界限。但恰恰是饱受诟病的0.5次关系，回应知情同意的女性权利？
而不时出现在《少年的你》中的暗示，周冬雨不再是易烊千玺的男性凝视对象，反过来她会把易烊千玺的身体当成反凝视。
这种后退恰恰是电影在女性话语上的进步，无性青春片规避潜在的道德风险。
因为当代年轻人的情感宣泄，不再局限于传统方式：刷抖音段子笑到后半夜，进电影院带上纸巾哭一场都是常事。
这种排遣路径，注重娱乐性和仪式感，是随着社会的碎片化和人际关系疏离化不断裂变的。
当短视频已基本满足人们对笑的需求，喜剧电影能够施为的空间越来越窄。反倒是泪点片往往能从亲情、友情、爱情、荣誉感等多重维度上，满足观众碎片化的情感消费需要。
《少年的你》的融梗嫌疑，无疑是泪点片创作的天然弊病。为了引发更广泛的共鸣，它不得不在核心情节与人设上选择复制和借鉴，撞车和抄袭也不在话下。
这种类型杂糅的效果，就像情绪一锅炖。失恋的人看爱情，亲子关系不好的看家庭，被霸凌者看霸凌，何愁不起共鸣，何处不赚眼泪？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情感空间，这空间近几年被泪点片发掘殆尽。浪漫缠绵也好，痛彻心扉也罢，眼泪是标注在青春无悔的记号，是风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