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听后，算是明白了。
原来大王所说的儒家之缺，尽是法家之优，这也就意味着，儒法之间，可以互补，也是在告知他们二人，不管儒家，还是法家，只有法儒结合，才为大秦国体也。
孟轲和殷丽两人，尽是细心听着，并无一人插话打断。
嬴荡稍作停顿，再接着往下说。
“方才寡人所说，乃儒家六利六弊，然则法家，也有其过也，天下都说我秦人酷吏，正是因这法家之弊也，需得谨记，寡人今日所谋，不为今朝，只为天下大一统后之治也。
其一，儒家以人性本善，法家以人性本恶。治国之事，便是治人，将人以何定性，此关乎治国之本也。
若是以人性本善，则可信礼教，弘扬人心中之善，举国上下，皆能以德行教化而立国也；若是以人本恶，那一切则反之，人之本恶，则一切都需得由法令约束，如此治国，必得用重刑，大秦难逃酷吏之名也，寡人也难以受万民之敬仰，不利于大一统之治。
其二，儒家孟子，以民为贵，君为轻，而法家则是以君为贵，民为轻，主张强国而弱民，虽此法我秦推行多年，但寡人以为，此法有过之矣，民富者，才有国强大也，若无民众之基石，我大秦如何可王天下！
今日之秦，有十二郡之地，不日之后，寡人麾下，何止百郡，如此强国，如此万千庶民，若是还以天下民为轻，我大秦君之重，恐这样的国，不能久远也。
几年来，寡人大兴学宫，培养贤才，为我大秦效力，更是对我秦人，视之如子，寡人所到之处，大秦子民，无不喜迎，每逢有战，我大秦子民，无不以性命一搏，十二郡守，无不以民为重。
可以说，寡人之举，乃是君为轻，民为重之举，又可曾见得，我大秦子民，有不臣服寡人者，有不尊寡人者，就连巴蜀和楚地四郡，也尽皆尊王，此为儒家之功，也是法家之失。
其三，法家重功，儒家重贤，是儒家之过，但一样也是法家之过。
吴起之人，法兵两道大成者，魏国练武卒，楚国行变法，如此功绩，按法家之术，该为大功也，可若是依儒之学，此人德行不够，非贤才也，儒家贤才首要，乃是德行，此人杀妻而博名，如何能称贤呢？
天下之人，无不颂扬他的才华，无不歌颂他的功绩，但又有谁会记得，他曾是个杀妻之人呢，若是我大秦推崇此法，那是不是人人都可杀妻而博名，不再受礼法之约束。
家不成家，国不成国，目无纲常，今日能杀妻，明日就可杀父，后日是不是要杀君呢，无家之臣，又如何心中有国呢，大争之世，此法尚且有过，何况天下一统之后呢，唯功之论，又是法家之过也。
其四，以刑而刑，不求王道，只求霸道，对于轻罪，则用重典，对于重罪，则好连坐，先王之时，太子之错，罪于太傅公子虔，因公子虔乃先王之师也，可今日我咸阳子民之错，可就要罪在邻居。
如此来算，寡人身居咸阳之中，那岂不是要连坐到寡人身上来了，先王之错，是不是要连坐到孝公商君，此法不通也。
前日，城西李伐之错，却连累邻里黥面陇西，李伐之邻，世代居住关中，曾战于历代秦公，先祖于石门大战，为我大秦立下功勋，如此断案，岂不是伤我秦人之心，日后一统天下，也伤天下人之心，寡人又如何能治百郡之地呢？
其五，秦国之君，出口即法，下笔乃律，也是法家所倡，此乃君王之权，大于法也，而非法大于君王之权也，此不仅违背寡人之志，更是违背孝公当年之法，若是公族大于法，那还何须当年罪于公子虔。
这秦国，并非是寡人一人的，以后这天下，也并非是寡人一人的，只有氏族士子，共襄国事，国方为国也。
须知，寡人所要，乃是天下，乃是为天下苍生，谋求治理之道，很显然，秦法不变，难以平天下，儒法不更，也难以定国也，只有法儒之和，只有法儒互为借鉴，才能立我秦国，真正的万世不灭之法也！
所谓万世不灭之法，乃是法家为本，儒家为纲，天下百家，俱是兴盛也！”
天下七国，在地域上的统一在即，在思想上的统一，也要开始了。
嬴荡今日所说，就是要真正地先从秦国开始，统一思想，只要思想统一了，纵然他不在了，秦国不在了，那这华夏，也可以当万年不衰也！
从始皇帝一统天下，以法家为本，很明显，这法家不适用于六国臣民，暴君不过是一口号罢了，没有合适的政治制度，没有思想上的统一，这才是深层次的目的。
前车之鉴，汉高祖刘邦在大一统后，推崇黄老之学，无为而治，大汉郡国并行，过了百年之久，到汉武帝时，才有了独尊儒术，才有了推恩令，历史的每一步，都是有其深意的，若是刘彻早出生五十年，他也做不了这汉武大帝，因为时代不允许他。
既知这些，嬴荡就要早做准备。
当年，他邀请孟轲入秦时，就有了这样的想法，拜孟轲为治礼令时，就开始尝试，其后，又任命法儒兼修的殷丽，为秦国邢尉令，掌管秦法，时至今日，儒家在秦国朝堂，已经形成了一股势力，一股举足轻重的风气，是到开始融合的时候了。
听闻大王如此高论，孟轲伫立良久，就只有长长的叹息。
因为他知道，儒家治一国的时代，不在了，法家治一国的时代，也要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