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以致用，是先秦孔派儒学的传统，在先秦时期，儒家以天下为己任，以王者之师自居，试图通过“格君心之非”来塑造理想君主，并从而重新建立统一的社会价值系统，“经世致用”主要是建构一种合理化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形式。宋代兴起的新儒学即所谓理学（包括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这个传统，专讲道德性命、修身养性，不务实际。特别到明末的王阳明后学，束书游谈，几近狂禅，学问与社会实际严重脱节。“明之季年，道学弥尊，科甲弥重，于是点者坐讲心学，以攀援声气，朴者株守课册，以求功名。致读书之人，十无一二能解事者。”甲申革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总结明亡之经验，他们深感书生空谈误国。
黄宗羲说：“夫儒者均以钱谷非所当知，徒以文字华藻，给口耳之求，不顾郡邑之大利大害。”
赵翼总结明末书生之弊说：“书生徒讲文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家国者。”清初学者在总结明亡教训的基础上，深感必须返虚就实，矫正学风。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颜元，“其说于程朱陆王皆深有不满，盖元生于国初，目击明季诸儒，崇尚心学、放诞纵恣之失，故力矫其弊，务以实用为宗。”这种以实用为宗的学风，也就是他们提倡的经世致用的新学风。
清嘉庆、道光年间，面对封建末世深刻的社会危机，一批政治家、思想家和进步学者再一次提倡经世致用，主张实行改革。较著名的有陶澍、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他们中有“卓著官声政声的督抚大吏”，也有“切于时务的下层官僚与文人学者”，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关注世事，以极大的社会责任感揭露矛盾，抨击时政，指责清王朝统治的腐败以及官僚队伍的无能、迂腐。在揭露问题的同时，他们要求“更法”，呼吁“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而且，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一些较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世界，出现了“开眼看世界”的新趋势。
林则徐出于反侵略斗争的需要，翻译西书，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随后，魏源在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基础上编撰了《海国图志》。在《海国图志》中，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治夷”的思想，这一思想一直贯穿于整个中国近代社会。正是有了陶澍、魏源等一批深受王夫之思想影响的湖湘士人，高举经世致用的大旗，一改湖南的风气，才有了随后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集团，在行动上对这一思想做了进一步贯彻。
应当说，嘉道年间的经世之风直接影响了曾国藩。曾国藩对近代的影响又不可谓不大，其中以湖南为最，单一湖南，便有谭嗣同、黄兴、宋教仁等人。近代以来，湖湘人才以联袂而起、结群而强著称于世。特别是政治军事方面的人才之多，居全国之冠，以至于有“无湘不成军”的说法。如果没有湘籍人士，一部中国近代史便无从下笔。
殷商时期，湖南大部属扬越之地，是百越部落的分支，并且中原文化以及开始传入。春秋战国时期，湖南地域属楚国黔中郡，被视为南蛮之地。湖南人长期在蛮荒地带拓展生存空间，早就养成筚路蓝缕，坚韧不拔的性格。既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忍之志，又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豪迈之气。
曾国藩和他创立的湘军对于湖南乃至于全国的影响是及其宏大和深远的。湘军前前后后有过三十万人次的进出，历时十多年，转战十余省，在湖南堪称全民动员，全境参与。其影响面之广，自有湖湘以来，没有任何一次活动可与之相比。
在湘军创立之前，湖湘文化的精神实质是无所依傍的独自意识、经世致用的功业追求、使气轻生的热血气质、倔强霸蛮的性格特征。湖湘文化中的经世致用精神让湖南近代历史上一大批名人拥有更强烈的社会意识。湘军创立后，国家、天下、道义开始出现在野老村夫的嘴边，原来独自意识被提升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意识。
湘军之所以会崛起在湖南，正是受湖湘文化薰陶的缘故。湖湘文化中的“野蛮”培育了千千万万喜爱打斗、彪悍敏捷、血性旺烈、视死如归的热血男儿。这些人，就是为战争准备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最好兵源。即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湖南的农民工也是以抱团能打著称的，就连四川人都不如他们。
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学风，也为社会团队培育了充足的领袖人才，左宗棠、江忠源、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彭玉麟等人都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湘军打下江南之地后，当地做官的都是湖南人。同治、光绪年间，所谓“督抚遍天下”。最多的时候，全国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省份，总督、巡抚都是来自于湘军，蔚为壮观。
于是慈禧借《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打压湘军势力：三百多个曾国藩派系的官员被一勺烩，余杭县知县刘锡彤被革职发配黑龙江，杭州知府陈鲁、宁波知府边葆诚、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心潼、锡光草、侍郎胡瑞澜、浙江巡抚杨昌睿全部革职，吓得曾国藩赶紧就地遣散湘军。
曾国藩之前，湖南的历史名人，各行各业均寥若晨星，屈指可数；曾国藩之后，直到今天，湖南人才辈出，灿若群星，真正的“于斯为盛”；19、20世纪之交，前后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