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欣然允诺，张汉卿的话说到他心里去了。真能做到了这点，他不但掌握着奉天的军政大权，还将在经济上有强硬的本钱，将是名正言顺的“奉天王”。他点头说：“这个主意甚好。我们这次就把那个‘奉天农民资金信用合作社’捧大；至于金融厅厅长的人选，就让海泉兼任好了。”
海泉，就是刘尚清，由于这次金融危机中他与张作霖同舟共济，他在张作霖的心中印象出奇地好，老张想让他兼职银行业监管自是应有之义。至于把钱都注入“农民资金信用合作社”，那是因为这是于凤至娘家的产业。反正是支持一家，肉烂在自家小锅里总比大锅里要香，而且于凤至这儿媳行事很周正，自己很是喜欢，给她娘家点好处也是给她长脸，算是公公的一点心意嘛。
可是张汉卿不这么想，他连忙制止说：“不妥。‘奉天农民资金信用合作社’新成立，又是凤至娘家的产业，贸然就给它这么大的重任会让别人不服，反而弱化了父亲这次金融改革的意义。我的意思还是扶持另一家的为好，但要给信用社一个正名的机会，让它作为奉天几家大型银行之一即可。另外金融厅的厅长人选，刘伯伯虽然是可用之人，但球员和裁判不能为同一人。我建议父亲的监印官张惠霖担任较好，这个人刚正不阿，又对父亲忠心耿耿，本身又从事的是监管的工作，做起来轻车熟路。”
刘尚清是东三省官银号总办，也就是类似于中央银行本来就对各商业银行有天然的控制权，再让他兼职金融厅的工作，从现代审计角度来说，确实不妥。张惠霖字志良，是张作霖的贴身秘书兼督军署监印官，可以说是老张的心腹中的心腹。张汉卿用他，主要还是他与奉天金融界向来是两条平行线，在这个时候出任此职，也是对金融秩序一种良好的促进。
至于不让“奉天农民资金信用使用社”出头，不是张汉卿不想，实际上还是因为今后的奉天土改中还有许多用得着它的地方，他的私心是作为自己的后备力量呢。如果它变成张作霖的经济班底，自己用起来便不会那么舒坦不是？他的一席“大公无私”的话，倒让老张颔首称是。儿子为老子着想，如此上道，怎么着也得在奉天金融改革的大潮中给点甜头吧？
这时候，北京政|府要求收回纸币，给持币人“一个交待”。因而，奉天兴业银行不得不于1916年10月31日“停业整顿”。
张作霖乘着这个好时机，主动应战，他宣布金融厅成立，并委任张惠霖为厅长，奉天的大小银号都将由这个金融厅监管与定期审计。
同时宣布整理财政，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将奉天兴业银行和东三省银行并入东三省官银号，这样做的好处是多方面的。原本这三家银行均属奉省官商合营，且各自独|立，显然不利于银行信用的构建，在业务上也经常撞车。而从财政统一的角度来讲，三行亦有合并的必要。就现代银行体系而言，亦要求有一个且只能有一个“中|央银行”来发行货币，主导货币信用。就此而言，三行合并从理论上来说，也是十分必要的。
这个时候，对于奉天兴业银行和东三省银行来说，在经营方面也恰恰遇到了一些麻烦。先说奉天兴业银行，曾发行四厘债券1000万元，每年光是利息就需要付出40万元；东三省银行原定发行大洋券750万元，但发至470万元时，就开始贬值，持券人纷纷要求兑现，若继续发行，极有可能出现挤兑风潮，后果不堪设想。这也说明，这两家银行较东三省官银号来说，其信用略逊一畴，若合而为一，即可增加其信用度，每年又可节省经费40万元。
那么，三行又是如何合并的呢？首先，由官银号发行汇兑券2000万元，将奉天兴业银行发行的1000万债券和东三省银行发行的750万大洋券尽数收回；同时将奉天兴业银行和东三省银行的财产归于官银号。三家银行中的商股由官府收购后，合并后的东三省官银号变为纯官股的东北的“中|央银行”。
经过充分酝酿，这年12月30日，东三省官银号开始发行“一二汇兑券”，即每元兑换12角小洋票的大洋票，用以回收小洋票。并于同日张作霖下令废除“奉小洋票”本位，改为“奉大洋票”本位。“奉大洋票”与全国通用的银元货币单位统一，与日本正金钞1元相等，从而防止了钱商从兑换差价中牟利。而在此前，张作霖还从朝鲜银行奉天办事处借款300万金票，作为准备金。这样，总算把1916年的东北金融风暴缓和下来了。
反正是信用货币，又处于垄断地位，所以新的“奉大洋券”一跃成为奉天唯一的货币。以后，东三省的货币发行由官银号行使，并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央属）协商发行额度。
当时一元的购买力是非常大的，普通人家一年的收入也不过是十几个大洋而已。原本奉天小洋券就有一角、二角、五角的“大钱”，然而仍需要有更小的辅币流通，发行小钱势在必行。
由于民国时期钱币混乱，除国家级别的银行外，各省还有省级的银行，但主要发行大额的货币，而小面值的以铜币为主。但市场上铜币较沉，且数量有限，大面额不是都用得起的，市民交易十分不便，专门发行以铜元为单位的小面值货币颇有必要。这个时期，很多省也都有专门发行铜元的铜元局。就在后世，人民币不是也有一分、二分、五分的小币吗，异曲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