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税制度是朝代存续的根本，只要赋税制度没有崩坏，拥有广袤国土的战略纵深和众多子民拥护的王朝，哪怕在前线一再失败，也可以凭借雄厚的国力，迅速拉起一支生力军再顶上去。
穿越到古代中国，不深入了解当时的赋税制度和运行情况，连底层的百姓生存状态、国家的战争潜力等问题都没搞清楚，就妄想凭借一堆所谓的金手指横推天下，只能说是异想天开，把争霸当成了过家家。
即便最混乱的王朝，税收也是有制度的，只不过执行得好坏而已，而这个制度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民赋簿籍。
华夏历朝征收赋税的重要依据是民赋簿籍，宋人更认为“盖簿书乃财赋之根柢，财赋之出于簿书，犹禾稼之出于田亩也”。
大宋民赋簿籍区分坊郭户和乡村户。
二者之下又都划分主户与客户，坊郭主、客户的区分往往依据有无房屋等生活资料。而乡村主、客户的区分则往往依据有无土地等生产资料;坊郭主户分为十等户(也有坊郭主、客户混通分成十等户的情况)。
乡村主户则分为五个等级。
一般说来，一、二等户是地主，三等户既有地主，也有较富裕的农民，四、五等户大都是贫苦的农民。故一、二、三等户又称乡村上户，四、五等户又称乡村下户。
徐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只能待在农村发展，暂时就只介绍乡村户籍制度。
记录民赋簿籍的版簿，正式名称叫“五等丁产簿”，通常由乡书手造好草簿后，送县衙汇总编造和保管，此版簿既记录乡村主户的人丁情况，又登载各户的财产数量。
每隔三年，逢着闰年，就须重新编造一次。
并且必须将历年的版簿进行核对，并将归逃簿、典卖析居割移税簿等逐一勘同，并妥善装订保管。
而所谓的一至五等户，实际上与各户的人丁多少完全无关，只依据各户的财产多少。
官府确定户等的方法也不是简单，通常依据地域、田地肥瘦、当地官府行政能力等灵活使用多种办法。
第一种，以家业钱（又名家业贯陌、家力、物力、产业、家产、家直、赀产等）判别户等，需把各户的田亩和浮财折算成钱，然后再依照规定的五等家业钱额，划分户等。
问题来了，首先是标准不同，如同一县中，甲乡靠近县城，交通便利，产业丰富，有家业钱三千贯以上才算一等户，而乙乡穷乡僻壤，有五百贯以上就算一等户。
再就是算法也不同，家业钱既要估算“田亩物力”，又要估算“浮财物力”。
田亩物力一般依土地的肥瘠定价值的等差，而好田和坏田的家业钱额可以相差好多倍，但即便同一块田，今年的上田，来年遭了水浸，又可能变为下田。
而浮财物力的折算比田亩物力更加复杂，也更易流于苛细。什么物件应当估算或不应当估算，朝廷并没有，也不可能有很具体、很详尽的规定，只是听凭里甲、乡书手和县吏通同作弊，结果自然是“升降增减，初无定数”。
神宗朝张方平曾抨击免役法说“臣闻诸路，其间刻薄吏点阅民田、庐舍、牛具、畜产、桑枣杂木，以定户等，乃至寒瘁小家农器、舂、磨、釜、犬、豕，凡什物估千输十，估万输百，食土之毛者，莫得免焉”，连小农具、小家具和小牲畜等都须折算家业钱，每家业钱一贯纳十文役钱。
第二种，以税钱划分户等，这个税钱，并不是后世常用之意，而是特指两税的夏税钱。
税钱因为直接和土地产出挂钩，因此，以税钱划分户等，是以各户田地的多少肥瘠为基础，并不估算浮财。
但差别又有很多，南方水田夏税一般收税钱，而秋税一般纳稻米。
河东、河北、关西等地的大部分地区，因为出产确实有限，并没有夏税钱。
陈州夏税只有“苗子”，没有税钱，以大、小麦作折变的本位。
而开封府夏税的本色多丝、绵、绢。税钱不仅地域差异很大，同一地区，又依土壤的肥瘠为等差，有一亩而税钱数十者（甚至上百），也有一亩而税数钱者，差异大的离谱。
第三种，以税物划分户等，其核心为均钱之法，即田顷可用者视田顷，税数可用者视税数，已约家业贯伯者视家业贯伯，或随所下种石，或附所收租课，法虽不同，大约已定。
第四种，以顷亩划分户等，即不计土地的肥瘠，而单纯依据乡村主户的田地数量分户等。
单纯以田地数量分户等，计算程序自然比税钱、税物和家业钱方便，但由于排除了土地肥瘠的因素，就不如税钱之类公平合理，故实际上只有少数地区行用。
这种方式更适合于一些地广人稀，耕作粗放，好田坏田亩产量差别不大的地区。
第五种，以播种种子的升、斗、石划分户等，这实际上仍以各户土地的多少和肥瘠为基础。
主要是福州、潮州、合州、昌州和富顺监等地，多山少田，石头缝里种庄稼，田亩量算太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