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鲁某先生责备的很是。我现在也是越来越后悔了。即使有了新欢，也不应该一下子就把旧爱完全抛开呀！都怪我当初太假道学了。我也是太在乎立群的感受了。其实这固然是个两难的事情。但是自己作的孽，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是罪无可逭呀！
——茅某微笑道：
郭先生何必太苛责于自己的儿女私情呢？您毕竟是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嘛！
——郭某某惶恐地说道：
雁冰快别提什么政治啦！我也不过是一个适逢其会的傀儡，被一些政治家当成在文化界的传声筒，利用一下罢了。说穿了，我其实就是古代那种可怜的御用文人，在人家眼里，对我只不过是“倡优蓄之”而已啊！
1927年我曾经被蒋某某利用，1937年他又大力拉拢我。后来我们的组织又给我施加了很大的影响，我也越来越倾向于党组织。蒋某某从大陆逃走之后，我又受到了另一位大人物的欣赏，简直成了他在文化界的应声虫。
那时候，我真心觉得歌颂组织和领袖，歌唱一个新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使命。现在看来，竟然有些“觉今是而昨非”了。现在我觉得自己当时的形象，显得太猥琐太可悲了一些。简直就是个跟屁虫、变色龙嘛，哪里还有什么自己的主见？就为了那几个名誉上的官位（根本没有多少实际的权力），我出卖了自己的尊严和个性，泯灭了自己的良知和才华，如今看来，有多么可惜呀！
现在，我自己读读当年的那些应景的文字，也常常觉得脸红气喘。这哪里算什么诗歌呢？简直就连顺口溜也算不上。我真怀疑，同样是写出过《凤凰涅槃》的那只手，又是怎样写出“空中有两个太阳”的？这简直是恬不知耻的吹牛拍马，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了呀！……
还有沈某某先生，要不是我在1948年写的那篇《论三种文艺》，你又何至于改行，放弃了文学呢？我听说你甚至曾经痛苦绝望地企图自杀过好几次呢！唉，我真是造孽呀，你能原谅我这个屈膝逢迎的小人吗？
（郭先生泪眼朦胧，最后竟然涕泣交流了！）
……………………
——茅某劝慰道：
郭先生真是太严于律己了。其实这都是历史境遇逼迫的。您何必太过自责呢？
——巴某一脸感动，叹道：
郭先生的自我反省精神，太让人崇敬了！其实您也很不容易呀！十年混乱时期，您不是连续失去了两个宝贝儿子吗？您当时本来是有能力去解救他们的。可是为了不给国家添乱，您没有向周某某先生请求帮助。您是体谅他当时的处境也很艰难啊！
——老某本来一直一脸阴沉，现在终于也缓和下来，脸上现出了宽容之色，说道：
嗨，郭先生也别再惶愧自责难过啦！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这一切既然已经发生了，抱怨懊悔也已经没用了，我们还是承认历史和现状吧！
说起来，我愤然投湖也是一时冲动。当时还是太幼稚不成熟啊！现在想来，何必跟那些小孩子一般见识呢？那天的跳太平湖之举，实在是太鲁莽轻率了！我是把黑暗看得太长久太牢固了。我忘记了光明迟早是要降临的呀！
其实我的生活，本来也是与郭先生很相似的。我也是大唱赞歌的人嘛！只是没想到风暴来得那么剧烈呀！我真应该学学巴老弟的韧劲，只有默默忍耐，才可能像你一样得享遐龄啊！
——沈某某一脸平和豁达，笑容非常的谦恭，仿佛一个得道的圣人。他缓缓说道：
郭先生刚才竟然也对我道歉，真是让我大吃一惊。郭先生以后再也不要这样说了。那些事我早就忘了。其实也是历史决定了我的没落，我本来就没怪你，我只是自卑自省罢了。至于自戕么，那是出于我的空虚无聊。后来改行从事博物馆研究，我的生活变得充实多了，也开心多了。
再说，搞了20多年文学，我也早就已经厌倦烦腻了手中这一支笔。何况归根到底，我早早退出文坛，也未尝不是塞翁失马因祸得福啊！说起来，我还要感谢郭先生哩，后来我没有继续搞文学，才使我逃脱了文人们遭遇的一系列大灾大难呀！
……………………
——茅某先生饮了一口茶，轻轻地放下杯子，说道：
刚才鲁某先生和郭某某先生的谈话都很感人，可是我注意到二位大师都没有详谈对百年中国文学的感想。我们知道这两位大师都太自谦了。现在我不揣冒昧，老着脸皮来评说一下吧！
我不知道是谁首先提出了一个“现代文学六大家”的概念。我想坦率地承认，这个所谓的“鲁郭茅巴老曹”，把我与他们这几位大家并列在一起，我觉得自己是不够格的。
我一直自视为组织的喉舌。写的那些政论、评论就不必说了，甚至我的大部分，也是以阐释革命理论为目的。这种忠实于政治思想的文字，有很明显的教条意味，它的艺术性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冲击。但是，我也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因此，人们把我抬高到“六大家”的位置上，是过分的虚誉，我心里其实一直是惶恐不安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呀！果不其然，现在连我的代表作《子夜》，不也被一些当红学人批评得狗屁不值了吗？
所以，近年来重评20世纪*文学大师座次之类的活动，已经把我从那个虚位上拉下来了。对此，我是心甘情愿、毫无怨言的。
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