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同年，日本幕府颁布《贞享令》，规定每年去长崎贸易的总额：中国船贸易额不得超过白银六千贯，荷兰船不得超过三千贯。贸易总额超过白银六千贯后，即禁止贸易，勒令运回货物。
于是很多错过机会的中国商船常被禁止入港，那些老实的海商只好驶回大陆，但显然出海空跑一趟是很多海商不能接受的，于是日本沿海的走私贸易很是兴盛。
康熙二十七年，即一六八八年，赴日唐船达一百一十多艘，其中从事走私贸易的船就有二十多艘。显然这只是非常有限的、被处罚到的记录，实际情况要比这些官方数据要繁盛得多。
以至于第二年日本幕府开始直接限定赴日贸易的唐船为八十艘。直至一七一五年，幕府公布《正德新令》，限止每年赴日唐船为三十艘。幕府这么做明面上的原因是为防止日本产铜原料外流。
但实际原因是因为海外贸易导致国内日本国内民众的生活状态发生改变，对传统思想和传统生活方式形成了挑战。特别是“兰学”兴起，从思想上或多或少地开始挑战传统儒学，同时海外贸易也导致国内经济波动，比如铜的外流和一些工商业和手工作坊因商业竞争而破产。
用现代语言说，这个《正德新令》实际上是传统势力对“改革开放”的反动，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在遇到历史大变化时都有的反应，算是正常情况。
想当年大清朝想搞洋务运动，也有不少反对声音，要不是实在是打不过洋人，同时也是因为洋货确实优于土货，这个洋务也是搞不起来的。
呃，我也扯远了，反正从《正德新令》后唐船抵长崎者越来越少，唐船贸易就这样衰落了。
当然了，衰落主要还是因为日本幕府的正德新令的限制，而非康熙后来的禁海。
但不管怎样，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很有可能无法跟大陆做生意，那里虽然有原料有市场也有劳动力，但我们也许只能望洋兴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