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前线战局，你应该都清楚了吧？狼来了，你现在可是大清国最后一堵墙了，本宫前阵子不忍你上前线，就是为了让你能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现在，也到了你这把利刃出鞘的时候了，你有没有信心，将倭寇赶出我大清的领土？
载洸不紧不慢地答道：日军此次来势汹汹，士气高振，势如破竹，无论是在兵员战斗素质上，还是在将帅的指挥能力上，亦或是武器装备的质量上，日军都占据着一定的优势。依照目前的局势来看，短期内，我军恐难以退敌。
一听这话，众人皆哗然。
光绪则露出了失望与惊恐的表情：难道连你也没有与敌之策吗？
载洸：自我与日寇开战以来，敌人虽呈现出秋风扫落叶之势，然并非是敌军不可战胜，而是因为前线军队建制落后，指挥不当，士气低落，士兵将帅皆毫无斗志，才会造成今天一溃千里的局面。
现如今，我军已经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急需一场胜战来鼓舞人心，而臣在审度我军形势之后，得出一结论。现今残局，唯有两样东西可破。
光绪：是什么！你倒是快说啊！
载洸自信满满地说：一个是新军，另一个就是臣，载洸。
看他那一副运筹帷幄，胸有成竹的模样，而自己在面对这样的危机时，则是手足无措，一筹莫展，这落差让光绪内心五味杂陈。
慈禧悬着的心这才落了下来，你既然有如此雄心，那你倒是说说，你有何与敌之策？
载洸铿锵有力地说：日军虽然看上去锐不可当，但实际上，也存在着许多隐患。其一，日军此战跋山涉水，远离本土，后勤不济，只要我军想办法阻断其水陆两路的补给线，则日军无力再扩大战果。
其二，日本的地理环境为海岛，与中国大陆的自然环境有着巨大的差异，长途作战，必将会导致水土不服等问题，这样一来也会大大削弱日军的战斗力。
其三，日军此战，是倾全国之力在与我国对赌。日本虽然在经历了明治维新之后，国力有了显著的提升，然体量毕竟远不如中国，据臣所知，日本军费不足，现在已经在靠募集捐款、出售国债才能勉强维持战争的进程。
综合以上三点，臣以为，只要我们再拖上个一年半载，日本定无力为继，主动退兵。臣主动请缨，愿意率领中央新军亲临一线指挥作战，不成，当以死报国！
慈禧心满意足地说：既然你有这样的信心，本宫就放心了，你们其他人，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出来。
几位当权的大臣开始躁动不安了。
奕劻：皇太后，这孩子能把局势剖析得如此透彻，并献出了御敌之策，已经足够了。臣想，这打战，既需要有在前面浴血奋战的将士，也需要有在后方指挥军队的将帅才行，载洸既有将帅之才，那就更不应该让他上前线冒险了。
依臣看来，让其他将领率领新军上前线，载洸就留在京城指挥作战的好，这样也能及时向朝廷汇报战争的形势。毕竟战场上，炮弹不长眼，万一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岂不是大大打击了士气。
载洸冷笑一声，身为一军之帅，若不能亲临战线，与将士同甘共苦，将士就没有斗志，没有雄心，这样的军队，就打不了胜战。何况，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一旦远离了一线，后方指挥的效率也会大打折扣。
至于危险，打战哪有不危险的，如今，国家已到了危难之际，又怎可计较个人生死。我死了，自有后人接任。这一战，我一定要拼死一战！打不赢，中国五十年都翻不了身！将来我们有何面目去见列祖列宗！
载洸这一番慷慨激昂的陈词，让在场的人都不自觉地竖直了身体。
翁同龢：皇上，皇太后，我中华两千年来，素来是以孝治国，正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足以当大事。
如今，醇亲王刚刚去世，按照朝廷律例，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即便是武将，也应当守孝百日，方符合礼制。这时候让贝勒亲临战场，实为不妥。
志锐：翁中堂所奏，言之有理。朝廷素有丁忧之制，这点，礼部一向严抓严惩，若是打破了这层礼制，怕是日后，孝道不存。臣想，贝勒此时，还应当恪守孝道，为已故醇亲王守孝，不适宜上前线，前线统帅，还是更换一人为妙。
荣禄：三年之丧，天下之达丧也。恪守孝道，这是为人子应尽的本分。不顾礼法，不遵孝道，主动请求弃孝离家，已经是亵渎了礼法。依臣看，庆亲王刚刚提的主意，还是比较合时宜的。
眼下，拱卫京师方是第一要务，贝勒应当坐镇京师指挥前线，将命令下达给前方各部的将帅官吏即可。这样子，又尽了孝道，又能指挥作战，岂不是两全其美？
李鸿章则站出来说了不同的见解：臣并不这样认为，官员丁忧，虽是朝廷的祖制，但是特殊的时期，应当特殊看待，眼下，国家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任何礼制道义，都敌不过国家的安危存亡，这才是大是大非。
何况，危急之际破例不行丁忧之制，并不是没有先例。咸丰二年，曾文正公得母讣闻，回籍奔丧，在为母守制期间，恰逢太平天国起事，朝廷特旨允许其中断守制，以在籍侍郎的身份编练湘军。
尔后，咸丰二十七年，其父又病逝了。曾文正公回到老家办理父亲的丧事。曾文正公向朝廷请旨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