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姜家庄的补给，到白水县这一路上都不必再战斗了。李自成和王文耀率队绕过了洛川县城，赶奔白水。
尽管在姜家庄折损了很多人手，但是一些临阵倒戈的乡勇担心姜家人带着官兵来报复，愿意入伙，一路上又陆续有流民加入，所以抵达白水时，七队和八队的兵力不减反增，七队有了上千人，八队的兵力则接近两千。
李自成和王文耀在招兵时很小心，只要零散来投的流民，不收已经形成队伍的土匪，因为这些人很难与原来的兵马融为一体，会成为不稳定因素。这些人也同样不愿意加入李王二人的队伍，刚一见面就是活阎王王瑾虎着脸谈纪律，已经落草很久的人大多不肯受这样的约束，只有那些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穷人，只要给一口饭吃，什么条件都能答应。
唯一的例外是绰号“虎焰斑”的辛思忠，他也是个有点名气的小反王，带着一百多人前来投奔。辛思忠自称造反以来只杀过几个财主和胥吏满门，没祸害过穷人，并且表示愿意接受闯营纪律的管束。很多将领并不太相信他的说辞，但是李自成和王瑾信了，当即决定接纳他做管队，位次在谢君友和张礼之间。王瑾这么容易相信辛思忠，是因为知道他是那个平定青海土司叛乱，战死在抗清斗争中的大英雄，那李自成又是为什么这么容易就相信了？可能是李自成慧眼识人，也可能是他太容易轻信了，王瑾严重怀疑是因为后者。毕竟在原本的历史上，李自成也相信了吴三桂、高第、姜瓖、唐通、董学礼、王体忠、郑四维、陈德、陈之龙、刘忠、宋权、左勷、郑嘉栋、马科、高汝利、武大定……
辛思忠带来了一个情报，他原本活动于白水以南的蒲城县，有四五百兵马，但是在那里他遭遇了一伙很强的乡勇，为首的是个叫王文昌的武举。这些乡勇非比寻常，能出动一两千人马来主动攻击农民军，辛思忠寡不敌众，兵马被打散了，这才跑到白水来。
洪承畴这个人刨去人品不谈，在能力上还是很有可取之处的，他敏锐地抓住了历朝历代镇压农民起义最有效的方式——地主团练。历史上李自成前期的失败与此有极大关系，洪承畴发动全陕的地主编练乡勇，修筑夯土寨墙，坚壁清野，断绝农民军的补给，使之处于处处挨打的境地。到崇祯十一年，这一体系彻底成型，所有的陕西农民军都遭受了重创甚至毁灭性打击。
但是，这个办法终究没能彻底战胜农民军，原因有二。第一，是经济状况的恶化实在太严重。地主家也没余粮，陕西地主们的经济实力支撑不起太强大的武装。而流民数量又太多，农民军很容易重整旗鼓。第二，则是政治层面的因素。
每当封建王朝后期大规模爆发农民起义的时候，总是会有大量的地主趁势而起。毕竟生产力水平决定了这是一个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地主最终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军阀或者与军阀合流，军阀们有的是原来政权的官员，有的是农民起义者转型而成的，最终，众多的军阀中将会诞生一个最强者，一统天下，再开始一个新的王朝。
然而在明朝末年，情况出了些变化。经过从秦到明一千八百多年的皇权统治，朝廷对官员的控制力愈发强化，虽然崇祯皇帝的缺点一箩筐，但是在和官员玩权力的游戏时，他的水平还是相当不错的，而且提防自己手下的官员更甚于提防后金和农民军。袁崇焕杀毛文龙时，崇祯并无任何异议，无非是因为毛文龙孤悬海外，通洋贩海，崇祯深恐其成为明金之间的独立势力。后来此事又成了袁崇焕的罪名，那是因为崇祯担心袁崇焕会控制手下的武将，威胁皇权。尤其是祖大寿部哗变之后，袁崇焕、孙承宗都展现出了在关宁部队中的威望，所以袁崇焕被杀，以及大凌河之战后孙承宗遭罢斥也就在所难免了。耿如杞被杀、梅之焕被罢，也是这件事的连锁反应，因为崇祯唯恐督抚大员借金兵入寇之机拥兵自重，挟制朝廷。杨鹤遭充军发配，也与有人弹劾他“市恩流寇”“养寇自重”不无关系。马上就要死的孙元化之所以会被崇祯视为眼中钉，是因为崇祯怀疑他和李九成、孔有德、耿仲明等人有私人关系，可能是一党。卢象升和孙传庭是最为崇祯卖命的，但是他们活着的时候崇祯就看他们不顺眼，死了连抚恤都不给。卢象升身为巡抚、总督，是主管军务的官员，却总想搞点经济建设挽救一下民生，本来只负责协调将领们的行动，他却去关心士兵的待遇。对于百姓和士兵来说，他是万家生佛，而对于崇祯来说，就要不由自主地怀疑卢象升的动机了。后来孙传庭提议要在关中、豫西一带屯田，更是犯了崇祯的大忌，总督主持屯田，就要有主管民政的权力，就会形成独立的财源，到那时，陕西、河南两省是姓朱还是姓孙呢？
洪承畴就和他们不同，他是个绝顶聪明之人，所以他从不会做任何犯崇祯之忌的事。他表现得足够凶残，也足够忠诚。也正因为如此，虽然洪承畴也重视发展乡勇，但他自己却专注于协调麾下的武将这一总督的本职工作，严格按照规定将乡勇事务交由各地的州县官员和乡绅自行办理。所以，这些地主团练自然也不可能形成像晚清的湘军、淮军那样的庞然大物，更不能真正战胜农民军，大部分都只是守户之犬而已。纵然有的乡勇实力较强，也不过就是在本乡本土攻击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