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着眼前灯火室中的左内史，耳边传来檐滴掉落在台基外的清泠响声，在开口向他介绍三田制和草耕轮作之前，天依回忆起了这种做法在中国的历史。
轮作其实距离历史上的中国并不远，早在东汉，《周礼》中就已经记载了谷子、大豆、冬麦的轮作。至于草耕轮作，两晋的时候也已有记载。生活在西晋的郭义恭，就在《广志》中有这样的记载：
“苕草，色青黄，紫华，十二月稻下种之，蔓延殷盛，可以美田。”
这种美田作物和粮食作物的轮作复种在中国的历史非常长久，但是并没有非常普遍。牧业在后世的中国是个极大的短板，它既影响汉族的营养结构，平均体质，又影响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的效率，以及能从土地中脱身出来的人口。
衡量农业是否能养活过剩的人口，看种收比或许是一个法子。中国的农业产量大，是一个庞大的农业社会，但到清代才形成稍微大量的手工业人口，并且它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还没有多少。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也就不满足。如果观察与此同期或者稍晚一些的数据，农田的种收比和亩产量不高，畜牧业产量也不高。就1924-1937年来说，麦类在河南等北方地区的平均亩产为150多斤。如果按一亩地撒十多斤种子的程度来看，20世纪中国北方的麦作亩产或仅接近欧洲农业革命初期实行三田制的水平，而更远比不上草耕轮作。倘若英国农业革命期间的一系列制度能够在汉代传入中国，那两千年后的情况或许会有一些改变。
但是就算在自己的世界，这些技术和制度在中国各地推广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的，甚至还在进行中。以至于一直到近几十年，草田轮作在当代中国还是一项值得研究，正在试点的制度，未有全面铺开。在汉代，自己提出这项主意，或许它最终的命运也不过是在历史文献中出现过一句记载，并且只短暂地实行过一段时间。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不管怎么说，也要试一试。至少要将草耕轮作引入中国历史做一个强化。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的人已经吃够了做活缺乏牛，吃饭缺乏肉，当兵缺乏马的苦，得引入一些高产又利肥的牧草，长期地种它，改善土质，扩大畜牧业的产量。从西域传过来的苜蓿正是这种优良的牧草。倘若此法得行，苜蓿在今后的数年内都会是紧俏作物。陈仓西北草原上的部落民们也可以通过种植苜蓿，售卖种子，得到很好的销路。
天依眨眨眼，开始向左内史介绍英国农业革命期间为了保障肥力，扩大土地利用率而采取的三田制，以及农业革命以来近现代农业经常采用的草田轮作制。此两法的核心思想只有一条，就是在农业生产活动中，让一部分土地在几年中总有时间闲下来，用来恢复或者扩大肥力。在化肥工业普及前，连续的耕作会迅速耗竭土地的蓄藏，让农业产量极速下滑；而休耕轮作制度、牧草和牲畜粪便正是抑制这种情况的有力武器。关于连续耕种会磨灭地力的事实，人们早就发现了，休耕的思想古人也并不是没有。但是农民要吃饭，还要向国家交大量租税，天时又多变，如何在休耕的时候也能有收入，也能交上税，这些是阻碍休耕大量普及的要素。三田制和农牧轮作正可以在此做文章，让农夫休耕的时候也有事可做。
左内史一边静静听天依引介海外的这种制度，一边将头仰着，闭上眼睛，让神思凝聚起来。当天依以一个较慢的速度将休耕制度介绍完，他睁开眼，小声地敲起面前的矮案。
“你刚才说这两种制度，播种子一，能收获几何？”
“那个国度的土地中，实行三田制的能种一收十，实行农牧轮作的能种一收二十。而且后者还能让农夫在田耕之余养殖大量的牲畜，这样能让更多人吃到肉，让更多人使上牛，让更多士卒骑上马。”
“本官从前看他们养殖，要么是单独划一个圈，里面养上牛羊豚雉，要么是散着养。未见过农田种几年不种了，改种草养六畜的。”
“散养的效率不高，没有专门的牧地；圈养也无法和农业结合。牲畜吃不到牧草，粪便也不能直接到田里，田地连年耕种，地力又下降。这两种养法还是比较平常的，甚至我还在汉地看到过时下的许多农村是把厕所同豕圈合一的，人在上面遗矢，猪在下面食用。这实际上养的猪都长不大的，因为人已经将食物的精华吸收了，再给猪，怎么可能养大呢？”乐正绫补充道。
“是，确实有这种养法。我们当时感觉还觉得挺巧的。”
“巧是巧，就是没巧对地方。我们不应该把圈阑和茅所结合起来，而是应该把它和农田结合起来。我们也不用担心这种轮作会让某几年粮食特缺，有些人今年种谷明年种苜蓿养羊，那肯定有些人今年养羊明年种谷的。它是交错的，而且本身它面对天灾的稳定性就比连续耕作、分开养殖要高一些。”
“理是这么个理。就是在汉地到底能不能行之，你们说得如何，还是要靠实际试试，试个几年。”左内史用手顶着下巴，“我要选一个县，在那边找几大社，几大族，让他们来试行。试个三年，基本上也可以分高下了。”
“是。”天依点头，“过个三年，就可以。”
“你们刚才说苜蓿最好，苜蓿刚入我中国，现在还是比较贵的。”左内史透露了这份信息。
“是。这我们也知道，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