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鼎完工后，荀寅、赵鞅还朝，魏舒对于手下人如此僭越甚为不满，召集诸卿组织朝会商讨事件的可行性。前因后果一讲明，众人方知范鞅是主谋，荀寅为执行者，而赵鞅仅为参与者。朝堂上，众卿避重谈轻，韩氏与赵氏相善自是维护赵鞅，荀跞则默不作声。谈来谈去无甚结果，事已至此只能听天由命。
退朝后太史蔡墨向魏舒道：“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可如今范士鞅私自篡改国法，荀寅作为下军将，却违背执政您的意愿还声称是您的下的指令，迎合士鞅制作刑器，还拿它作为国法，这是矫命！这士鞅在国内必然走向穷途末路。只是那赵鞅大概要受牵连，可他是被逼的，但愿他广行善事，多施仁义，或许能够幸免！”
“我岂能不知，只是赵鞅政治经验不足，替那士鞅背了黑锅。”魏舒惋惜道。
虽与士鞅不合，但大体上都能过得去，再说魏舒天性好玩，主政之后仍不改本性。公元前509年，晋定公3年，魏舒带领诸侯之大夫于在洛邑狄泉为周天子筑修城墙。这期间，他把事情交给了其他大夫，自己带领手下去到大陵泽（今河南获佳县西北）去打猎，放火烧荒，回来死在路上。
魏舒死后，士鞅顺势升为执政正卿，这士鞅虽有才干，但心性恶毒极为记仇，因划分祁氏之地之事，回想魏舒那番蔑视自己，竟未分给范氏，极为恼火，时刻寻机报复，此刻魏舒死其上位，想起当年之事，火从心中起，一声令下，“魏舒为正卿，熟知法律，但其为周王室筑城墙过程中擅离职守，知法犯法，按照‘刑鼎’上所注的法律，撤除安装魏舒柏木外棺，以大夫之礼下葬。”
说是尊重法律，可无外乎是施手段报复罢了，故以大夫之礼下葬以尽羞辱。
主政后的士鞅不思为国，却尽展手段打压异己，那赵鞅、韩不信、魏侈资历尚浅，而赵鞅又有助手荀寅时刻监视处处钳制，报团取暖便是这赵、韩、魏的应对之策，另外发展自身强大自己则是最为重要。
可是一件事情的发生却是彻底颠覆士鞅的大国执政形象。
公元前509年，那蔡昭侯依据之前的弭兵之盟朝见楚昭王，当时蔡昭侯制作两块玉佩和两件皮衣，把其中一块玉佩和一件皮衣作为朝见之礼献给了楚昭王。楚昭王穿上皮衣带好玉佩，设宴礼招待蔡昭侯。蔡昭侯自己也穿带另外一件皮衣和玉佩。楚令尹囊瓦见这蔡昭侯竟没有为自己准备礼物，便心生恶念，传话给蔡昭侯索要皮衣和玉佩，蔡昭侯担心若送给囊瓦的礼物与楚王一样，必会惹得楚王不满，遂没有答应。这囊瓦心中恼怒一声令下以莫须有之名扣昭侯于楚长达三年，后经蔡人贿赂，囊瓦得到了足够的好处方才允许蔡昭侯回归。蔡昭侯再怎么说也是一国之候，背倚晋国霸主，竟被楚国令尹如此侮辱，心有怒火，当其抵达汉江，扯下随身佩玉投玉于汉水，仰天高声，“若不保此仇，吾枉为一国之候！”回国后，蔡昭侯当即整装前往晋，拜见士鞅，欲以他的儿子公子元和大夫的儿子作为人质，请求与晋国一起攻打楚国。
士鞅见此机会可提高范氏在诸侯上的声望自是应允，于公元前506年三月向诸侯各国下达会盟之令，士鞅陪同晋定公与天子周敬王的代表刘文公、齐国国惠子、宋景公、蔡昭侯、卫灵公、鲁定公、陈惠公、郑献公、曹隐公以及许、邾、顿、胡、滕、薛、杞、小邾共18路诸侯会盟于昭陵，会盟中，士鞅让荀寅向蔡昭侯索要贿赂，蔡昭侯失望透顶，原来士鞅、囊瓦一路人，愤然离去转而去投靠远在南方的吴国。
这次昭陵之会本就是召集各路诸侯为蔡昭侯血辱，第二天一早却寻不到那主角，有那小诸侯得到消息，原来是由于士鞅等人索要贿赂致那蔡昭侯离去。因此这次盟会也就不了了之，那范、荀在天下诸侯面前如此卑劣之行径令人大失所望。
公元前504年，宋国，一次朝会上，司城乐祁提醒宋景公：“现在的晋国麻烦不断，六卿不合，诸侯皆欲叛离晋国。如今我们既不叛离他，又不去依附他，将来晋国人会怀恨在心的。”这些年晋国的霸道与政策多样化弄得宋国人找不着方向，宋景公考虑再三，决定让乐祁亲自去晋国，向晋国示好。乐祁深感此次去晋国凶多吉少，于是接受其家臣的意见，将自己的儿子乐溷推荐给宋景公，作为戴氏的继承人，便离开宋国。
在这晋国于诸侯中威望跌至冰点时刻，听闻宋国主动派使臣前来以示顺服，晋国上下深感欣慰，士鞅派遣赵鞅迎接。赵鞅与乐祁在绵上会晤，二人把酒言欢，乐祁便把自己带来的六十面上好的盾牌赠与赵鞅。到都城后，乐祁也就住进了赵鞅府上。乐氏家臣陈寅觉得十分不妥：“我们戴氏一族以前都是依靠范氏，如今在晋国，范氏正值强盛。这次改换门庭投靠赵氏，还将那么贵重的宝物赠与赵鞅。现在事情已经不可挽救了。您如果死在晋国，您的子孙日后必然在宋国得志。”
乐祁不以为然，或者他早已料到自己是有来无回。宋国的一代贤臣为国可谓鞠躬尽瘁，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也早已厌倦了士鞅的贪婪，看出范氏末日的逼近。相反，他从与赵鞅不多的交谈中，已窥测出这位尚不得志的赵鞅极有可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