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壮的身体，不是休养出来的。”昌乐说，“是在聪明头脑的安排下，通过适当的锻炼获得的。”昌乐像一个辩士，和母亲争论道，“我上同学李直道家玩，李直道他爹给我讲，从前日本人在时，在西海的龙王庙修军事要塞，抓了大批中国劳工。劳工中有中国把头，提着镐把看着你干活，干不好就打；还有日本宪兵端着刺刀逼着你干，干不好就戳死你。一些身强力壮，头脑简单的劳工，怕打、怕死，就听话拼命地干。日本让他们一天干十六个小时的活，便是铁打的汉子，不停地干，最终也得累死，日本人看哪个劳工累倒下了，快要断气了，就命人抬到龙王庙山前的大坑里扔掉，就是现在的万人坑。那万人坑里死掉的，大多是身体强壮的劳工。相反，一些聪明的劳工，就存活下来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人家知道，听话、拼命地干活，迟早会累死，人家就出工不出力，别人撮一锨土，人家就撮半锨，或是只撮锨尖那么一点点；别人撮完两锨，人家慢慢腾腾地只撮一锨。日本人看管劳工干活，你只要不是停下来歇息，日本宪兵和中国把头就不能把你怎么样；相反，一些人拼命地干，干累了，停下来歇息一会儿，就要遭到毒打。这样一来，你算一算，日本人虽说逼着劳工们每天干十六个小时的活儿，可聪明的劳工，实际上只干了八小时的工作量，甚至还不足八小时的工作量，当然累不垮的。为什么？就因为人家知道磨蹭呀，要不咱们这里现在怎么还会有‘磨洋工’这个词儿呢？就是在日本人刺刀下总结出来的保全性命的法宝。现在上山下乡，也是这样，我听说，现在农村的社员，大都很精通这一套，一些蠢人，队长分派了活儿，就拼命地干，干累了，歇一会儿，队长看见了，就会说你，说你偷懒，不给你高工分，而一些聪明人，磨磨蹭蹭不停地干，一天只干一点儿活儿，却能拿高工分。各人精神和人使，反正我不想在学校留级，多丢人哪。”
昌乐的一番表白，正合恒安的心思，觉得这孩子讲得有道理，望了妻子一眼，说，“他不愿意，就算了吧，正好他们哥俩一块下去，彼此也好有个照应。”
既然丈夫和儿子都这么想，妻子也不再坚持。过了元旦，母亲就开始给孩子们准备下乡的被褥。担心农村太冷，特意给两个孩子缝了两床厚被。
一月中旬，学校开过毕业典礼，紧接着又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在一阵热闹的锣鼓声中，几辆卡车，载着一些年龄十六七岁的青年人，驶出了城区，在送行母亲的泪水中，消失在通往乡下的公路上。昌喜兄弟到三十堡公社插队去了。
春节到了，知青们放假回家。一进家门，母亲吃了一惊。只几天的功夫，老大昌喜人就瘦了一圈，昌乐稍好一些，除了面色变黑了，人倒没怎么变样儿。
“我哥要入党呢，”看见母亲一脸的惊愕，昌乐幸灾乐祸地笑嘻嘻说，“贫下中农都夸我哥会干活儿，是个好苗子；我却不行，偷懒耍滑，长了一身蠢肉。”
的确，一到青年点，昌乐就发挥了好交结的天性，很快和一些无良之徒搅到了一块儿，经常夜里外出，偷袭村民的鸡窝，有时连村民家的狗也不放过，勒死后，带回青年点烀狗肉吃。白天干活儿，便使出磨“洋工”的本事，见有，就厚着脸皮凑过去，要上一张烟纸和一小撮烟末，放到纸上卷半天，点燃后装模作样，手撑着锨把，站着小口吸半天。一上午吸两三次烟，再装模作样慢腾腾撮几锨土，时间差不多就打发掉了；哥哥昌喜却不行，干起活儿来实打实的，只几天功夫，手上就磨出几个泡。
春节假期只几天就过去了，该返回农村了，母亲怕他们吃苦，临行时做了些好吃的，让他们带上。昌喜说，“妈，别做了，我们在那边吃食堂，你做的东西，拿去了，就成了食堂里共有的，我们也吃不了几口，倒把家里弄得怪紧张的。”
老二昌乐听了，赶紧插话说，“别介，别人吃你的，你也吃别人的呀，要不，空口白牙的只吃人家的，多不地道呀。妈，你少做点儿，我带着。”
母亲不忍心让孩子们空手回去，听了昌乐的话，做了些好吃的，让昌乐带着。
时间过得挺快，转眼一年将过。孩子们又到了春节放假的时间，昌乐背了一麻袋花生回来，进屋就骂，“真他妈的不是东西，你别看农村人老实巴交的像似挺本分，心也毒着哪，一年出力种的庄稼，到了秋天，都给偷回自己家了，连累我们也跟着受穷，人家看得紧的生产队，一个工都七八毛钱；我们可倒好，一人工值，不但不赚钱，反倒欠生产队一毛七分钱。”
家里原本也不指望孩子们到乡下赚钱，大人听了也不在意。“这不挺好吗。”母亲笑着说，“还分给你一袋花生呢。”
“什么呀，”昌喜气不过，愤愤地说，“他们几个要好的，晚上到生产队仓库，偷了生产队的花生种。”
“什么？”母亲吓了一跳，斥责昌乐，“你怎么能干这种事？这可是犯法的事呀。”
“犯啥法呀，”昌乐不以为然地说着，“社员们都偷，又不光是我们几个。”
“把花生种偷光了，明年种什么？”父亲站在一边说。
“种什么？”昌乐一副无所谓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