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来他确实有不少郁闷需要倾诉：“我们学校图书馆从建立到现在，虽然只有数年时间，但数量之多、种类之全、版本之富、质量之高，却都堪称全国之最。尤其是众所周知的殷商甲骨和敦煌遗书两大特色馆藏，更是独一无二！”
孙元起明白王国维话里“众所周知”的含义，因为图书馆中还有一些不为人所知的特色馆藏，比如《永乐大典》残本、《四库全书》底本，放在全国来说，也是蝎子拉屎——独一份！
“出于欣赏、治学、猎奇等目的，京中大小官员经常在休沐之日，到图书馆借阅。如果单纯是借阅，我们自然无话可说，毕竟这是先人遗留的瑰宝，不能成为私家之秘。可他们一看甲骨有十多万片、敦煌写本有四五万卷，就会私心大动，或明或暗向我们示意，想索取一点作为纪念。在他们看来，反正你们甲骨、写本那么多，少一点能有多大干系？”王国维边说边摇头。
孙元起也是愤愤然：人心真是难测啊。
王国维继续说道：“普通小官也就罢了，关键还有些大员，比如端陶庵，就派自己管家拿着书信来学校，按照仲容先生《契文举例》中的拓片，按图索骥，要求借阅相关甲骨。你想想，书中选取的那些甲骨，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是十多万片甲骨中最精华的部分，人家一张嘴，就想全部借走！谁不知道他这一借，肯定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他是两江总督，如果你真要去讨还，估计连他大门都进不了！
“再比如山西提法使李木斋，软磨硬泡，非要进存放敦煌遗书的藏经馆。等进了馆，他很洒脱地朝我一挥手，‘你不用陪我，我自己看就好’。谁不知道当年《永乐大典》就是被人藏在包袱里，一本本地偷出来的？他真要在身上藏上几卷经书，难道我们还能直接搜身不成？”
孙元起也有些犹豫：是不是图书馆对公众开放的规定有些草率？
王国维叹了一口气：“为了保护好这些国宝，我可是得罪了无数人。像对端陶庵的管家，只能托辞出外买书，在海王村躲了将近一个月；至于李木斋，我和副馆长叶直山厚着脸皮，寸步不离，愣是在藏经馆里面陪了他一整天！”
“甲骨和敦煌遗书，毕竟有甲天下、藏经馆两个专门的存放地方，看守严密，严禁外借，倒还好些。至于那些刻本、图书，数量太大，图书馆工作人员很难监管到位，保护难度可就大了许多！”王国维满脸苦恼，“尽管大家都很努力，可是雅贼们实在太多，光今年一年，就至少丢失一百三十册以上图书！”
看来偷书的读书人，远不止孔乙己一个人！
“如果偷书还能防，那么撕书就防不胜防了！”
“撕书？”孙元起脸色开始发青。
“是啊，有些借书人比较懒或比较贪，看到书中某一页对自己比较重要，就把它撕下来。书还回来的时候，我们如果不一页一页翻看，根本不会发现。正因为如此，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种书被损毁！”
张元济在一旁叹息道：“现在我才知道魏默深的可恨！”
没错，魏默深就是历史书上编写《海国图志》的那个魏源。这位清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在藏书史上也是位鼎鼎有名的恶人。
首先，他喜欢偷书。据龚自珍《跋泰山刻石残字》一文记载，他旧藏的《琅琊刻石》和《玉版十三行》拓本都被魏源偷走，以至龚自珍特地写下这段话，最后说道：“万勿令此一类朋友入斋中。”魏源南下的时候，他南方的一个朋友直接说道：“贼来了！”（默深行将南来，季氏有言曰：“盗不远矣。”）
其次，他经常撕书。这是清末另一位著名藏书家叶德辉——即现在经世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号直山——在《藏书十约》中记载的，说魏源借朋友的藏书，见到应抄的部分就裁割下来，以原书见还。所以叶德辉认为他“太伤雅道”，而且“心术不正”。
“那学校图书馆采取什么措施没有？”孙元起赶紧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