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音刚落，就听门外卫兵叫道：“报告管带，四川孙大人急电！”
几个人异口同声：“快点拿进来！”
张辉瓒一目十行看完电报，然后递给傅增湘：“先生在电报中说，他已经给内阁总理大臣袁慰亭发电报，要求立即停止所有针对经世大学的军事行动。但在军事行动停止之前，我们必须做好武力应对的准备，包括疏散经世镇居民和经世大学学生，阻止其他军队进入经世大学及周边地区等。对于禁卫军的来犯，尽量不开第一枪。当然，出现突发情况的时候也允许我们临机处断，采取合适的措施应对。”
事实上，孙元起接到张辉瓒的电报，顿时一股怒火直冲天灵盖，气得他一佛出世二佛升天。
在他心目中，平生最重要的业绩不是发表了多少篇划时代的论文，也不是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更不是做到了内阁大臣，而是创办了经世大学。因为一个人即便他再伟大，也会有千虑一失的时候，也会有生老病死的时候，也会有力量竭尽的时候。唯有用共同信念武装起来的一个群体，才能将事业绵延下去。
经世大学不仅是一所培养各种人才的高等学府，更是将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科技文明相融合的一次有益尝试。这种尝试，将会在学科分类、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学术范式等方面形成一套崭新的教育体系，进而对国家、民族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
知识，只有知识，才能改变未来。这个未来既包括某个学生个体，也包括整个国家和民族。而在眼下，经世大学的存在具有标杆意义，决不能让它被一群无知暴民毁掉。
愤怒之下，孙元起亲自操刀给袁世凯写了一封电报：
袁公钧鉴：
年来国事蜩螗，以公信人。故与公盟约，期以互信。故而前日公举大兵以加晋省，鄙人亦未尝以一辞累公。今墨犹未干，言犹在耳。忽闻朝廷派军围攻经世大学，小弟不胜惊愕之至！此何等事也？
公为内阁总理，凡用兵之事皆当与闻。倘若闻之，则当力阻；力不能阻，则当电告鄙人以作预备，而公竟无片言。如食言而肥，则公重几何？倘若未闻。则公之内阁总理不过尸位素餐而已，可立即辞去，以让贤者！
今日之事，如公能化解，则盟约不改。如公不能化解而经世大学被毁，则勿怨鄙人背约。鄙人义不独生，当弃四川之地，穷三省之兵。与江南诸都督并力以向京师，荡灭祸首而后已！
勿谓言之不预也。
孙元起，即日。
杨度也被孙元起电报中的霸气镇住了。他知道孙元起在气头上。小心翼翼劝道：“百熙，古语有云：‘盛喜中勿许人物，盛怒中勿答人书。喜时之言多失信，怒时之言多失体。’你这封电报措辞未免太激烈了些，不如我帮你改改？”
孙元起脾气上来了，九头牛都拉不回去：“这还叫措辞激烈？我没有破口大骂已经算是很有修养了！朝廷都要踏平经世大学了，我还跟袁慰庭引经据典、温文尔雅？一个字也别改，就这么发给他！”
袁世凯此刻正在卢汉线的某个小站台上，和几位心腹亲信谈论进京的相关事宜。进京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一旦入京。就要迅速处理好和皇室、各国公使以及满朝文武的关系，稍有不慎就会埋下隐患。此外，与南方立宪派、革命党的谈判也不能耽搁。幸好袁世凯有一个庞大的幕僚团，而且他也在官场混迹多年，处理这些事情倒也轻车熟路。
就在一伙人说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卫队长唐天喜送来了孙元起的急电。
袁世凯看完电报后。递给了坐在身边的赵秉钧，嘴里却愤愤地骂了一句：“蠢货！”
赵秉钧自然知道袁世凯骂的是谁，随口问道：“涛贝勒难道得了失心疯？怎么突然想起来攻打经世大学？难道他嫌朝廷的麻烦还不够多？”
阮忠枢看完，呵呵冷笑几声：“夯货干蠢事，还需要什么理由？不过孙百熙是真的急眼了，我们可要小心应对，别被牵扯进去！”
“早在二十天前我们谈判时，孙百熙就意识到他的经世大学会有危险，硬是从程子寅手里分出1000人北上。他们前脚赶到，禁卫军后脚就来了。你们说，孙百熙这是运气太好，瞎猫碰上死耗子？还是他能洞幽烛微，料敌机先？”杨士琦觉得有些奇怪。
袁世凯脑海里立即闪过一个场景：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荣庆府上，孙元起很笃定做了一个“六”的手势：“君主立宪在我大清行通行不通，六年以后自会分晓。”现在正好是第六年，能否君主立宪的问题确实快水落石出了。——难道孙元起真的是能掐会算？
袁世凯赶紧摇摇脑袋，把这个奇怪的想法甩开，而后清了清喉咙问道：“诸位，对于此事你们有何处理意见？”
杨士琦道：“经世大学是孙百熙的禁脔，天下人有谁不知道？禁卫军围攻经世大学，虽说是涛贝勒的胡闹之举，但他身份特殊，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朝廷。此事一旦激化，就会引起朝廷和孙百熙的尖锐对立。大帅是内阁总理大臣，上当宣弘皇命，下则和顺百官，这种事自然是你来调解，而且只能由你来调解。但调解这种事吃力不讨好。处理不当的话，只怕会与双方交恶，遭受池鱼之殃。
“按照律法，用兵之事确实需要内阁总理的同意。如果大帅坦诚此事是涛贝勒恣肆妄为，孙百熙信不信且不说，至少天下人会因此看轻大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