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怒道：“从事司法岂是梁某所长？梁某自束发受教以来便攻书读史，以修齐治平为己任。师事南海夫子之后，更是立志除旧布新与民更始。维新变法因故不成，梁某足迹踏遍日美加澳，苦读欧美政史财经诸书，意在一朝东山再起，可以为天下万民除弊。去年武昌兵变，如果项城真能知我，以国士相待，我自问对于图治方针可以献替于项城者不少。然而项城徒以名士待我，一则以法部，二则以副大臣，此种职位无关痛痒，即便梁某归国就任又能有多大作用？
“如今各省独立，局势混乱，如果项城能和我握手推心，天下事大有可为！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是其所长。而鄙人则以言论宣传转移国民心理，使大多数人由激进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分途赴功，交相为用。待国富兵强、民心温和，便可渐次荡平全国各省，实行民主共和还是虚君立宪皆一言而决。而项城仍然虚言相邀而无诚心举动，即便归国后能以司法总长之职相待，又与共和建设讨论会笼络之举有何区别？”
梁启超求学于康有为，其他本领没学到，这虚妄狂傲的技能倒学个十成十！
学弟汤觉顿在一旁怂恿道：“任公才略盖世，尤富于政治思想，古今中外无与比伦，方今天下多事，端赖先生出山为天下苍生谋幸福。如今中国风云四起，正是豪杰大有为之时。以前你不也说过么：‘英雄造时势。时势亦造英雄。’虽然我辈不一定能做造时势的英雄，却可以做时势所造的豪杰。袁项城可辅则辅之。如不可辅，任公又何必俯仰依违因人成事？
“南方诸省响应革命党的虽然很多，但大半都是虚声恫吓激成民变，本身并没有多少实力维护局势，真要遇到什么事情就会作鸟兽散。就拿我们广东来说，新政府绝少人才，政策朝令夕改，地方漫无秩序。士绅民众人人怀有怨恨之心。只想要克复广州，简直易如反掌。广东是革命党倡乱之地，尚且如此，其他各省情况可以想见！
“任公和南海先生为海内外人望所归，若能率我同志自成一旅，返回广东提倡义声，两广之地翻手可得。十万之师唾手可集。然后整军北上驰骋中原，弭平祸乱，手定宪法，复我旧京，扶我皇室，执牛耳而为天下宰辅。岂不伟哉？如果舍此不图，依违于袁项城和革命党之间，他们需要贤才的时候就置于高位，他们不需要的时候就弃如敝履，一念及此。便觉英雄气短！”
别看梁启超刚才气焰熏天，一副“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的架势。听说让他回广东举兵造反，顿时矮了半截，神情也有些犹豫：“这——”
这就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徐佛苏也道：“明水兄说的颇为有理！想当初，任公和南海先生在京城搅动天下的时候，那孙百熙不过是经世大学一介教习。经过武昌叛乱，孙百熙摇身一变，成为内阁教育总长、新中国党党魁，掌有四川、陕西、甘肃之地，即便袁项城也不敢小觑。如果现在任公回广东起事，成就未必就输于孙百熙！”
汤觉顿见有人赞同自己的提议，更加兴奋：“正是、正是！孙百熙有经世大学，我们南海夫子有万木草堂，任公也在时务学堂担任过总教习；孙元起有赵行止、程虎臣、蒋介石、张石侯等学生，南海夫子则有十大弟子，任公的学生中还有蔡松坡（蔡锷）、范静生（范源廉）、蒋百里等。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任公也不输于孙百熙。”
梁启超摇摇头：“梁某连孙伯符（孙中山）都不如，怎么敢与孙仲谋（孙元起）相比？不说别的，赵行止、程虎臣、蒋介石、张石侯等人麾下数万将士，只要仲谋一声令下，不管对方是清室、北洋还是革命党，都会立即发起攻击，不会有丝毫犹豫。而南海夫子的弟子根本无人懂兵；至于梁某的学生几个学生，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或许会尊重梁某本人，但绝不会依照梁某指示行事！
“再者，聚兵起事最重要的是要有兵饷武器，否则会不战自溃。仲谋之所以能有今天这番局面，在于他背后不仅有兵工厂提供武器，还有各种工厂、银行提供巨额资金，根本不愁后勤保障问题，进战、退守都绰有余裕。而梁某呢，连办报纸都筹不到钱，哪来经费购买武器、散发粮饷？别说克复两广之地，只怕今天举兵，明天就得兵败逃亡了。”
徐佛苏道：“那任公过完年打算怎么着？难道真的就留在日本枕流漱石吟风赏月？”
刚才梁启超所言不过是气话、客套话。如今国内风云激荡，而他又功利之心正炽，便如色中饿鬼见着美娇娘，路都走不动，怎么舍得躲在国外袖手旁观？
梁启超这才答道：“前些日子鄙人接到仲谋来电，称经世大学准备成立中国政策研究院，并出版《独立评论》杂志，诚邀鄙人出任经世大学副校长、中国政策研究院院长兼《独立评论》主编，年支薪金八千元。其中，中国政策研究院是想通过调查分析中国各地区、各阶层实际情况，结合中西方已有经验，为政府提供政治、经济、教育、法律、财政、军事等方面的政策参考；而《独立评论》杂志则是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常见，用负责任的言论发达中国各阶层精英对社会的思考。梁某有些意动，准备年后去经世大学看看。如果合适，不妨在那里做上几年。”
麦孟华大惊：“怎么，任公准备投靠孙百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