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景范沉吟片刻：“如先生所说，孝敬父母不仅是人伦之本，也是教法戒律。学生这些年来求学于异国他乡，没能尽到赡养之责，而且时有忤逆之处，确实子职有亏。如果先生能够说服在下父母的话，我倒愿意在中华科学院的研究所里工作一段时间试试，闲暇时间得以侍奉父母，略尽子职。”
孙元起随即声音一沉：“虽然我同意你信教传道，但同时也要为你立下几道规矩，亦是借你之口告知在中国传教布道的中外宗教界人士必须遵守我国法纪，不得恣肆妄为。如果胆敢触犯国法纲纪，轻则革除教职严禁传教、驱逐出境永远不得入华，重则置之以法决不轻饶。你当谨记在心，他日若有违逆，勿谓孙某言之不预也！”
孙元起本来就是老师出身，这些年又历任大臣、总长、总理等要职，再加上刻意训诫，说话间颇有些威重肃杀之气。赵景范连忙屈身答道：“请先生训示！”
孙元起道：“首先一点，传教不得干涉政治。或许你要说你只专注于传教，对政治没有半分兴趣，怎么可能会干涉政治？事实上，宗教与政治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数十年前太平天国、白莲教、天理教、义和团、云南回乱、陕甘回乱等都是前车之鉴。尽管有些宗教与政治关系相对疏离，只不过是力有未逮、所谋者大而已，并非是‘丝毫尘事不相关’。就拿天主、基督等教来说，自晚清以来大批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除了宗教信仰之外，往往另具其他政治目的，比如窃取和收集各种情报；而且他们的传教手段，也往往是依靠超宗教信仰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强力，为其国家的侵华政策服务。”
赵景范肃然答道：“学生生于斯长于斯。自幼受先生父母教导，深知民族大义。虽然不能献身疆埸卫我家国，但绝不敢为此卖国求荣之事！”
孙元起道：“政治亦有大小之分。当初不少西方传教士为了招徕信众，自恃背后有国家撑腰，肆意干涉中国内政，凌驾于地方官府之上。操纵司法审判，强占土地房屋。乃至包庇奸人、残害良民，激起中国民众的强烈怨恨。然而清政府畏惧引起外交纠纷，又因列强的政治或军事压力而无力管束外国传教士，遇到这种事情经常是裁抑中国民众的反抗，使得传教士更加肆无忌惮。
“正因为传教士不断展示出来的强大威力，吸引了不少居心不良的信徒，他们信教并非单纯出于对宗教的信仰，而是为了入教之后可以狐假虎威，借助外国传教士的势力而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如果这等无赖接受洗礼加入你的门下。之后被官府抓住加以严惩，你会不会出于宗教热情而伸出援手，对官府施加压力？如是有，便是干涉政治！”
如有教友犯法被捉，教友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都闻风而起，也不管他到底犯了什么罪。总之围攻政府要求立即放人，否则就是“破坏宗教信仰自由”、“伤害国内外同胞信众感情”，政府也马上变成专制愚昧、腐化独裁的代名词，可以打砸抢、可以被推翻。此种戏码孙元起屡见不鲜。而且这类事情不仅出现在清末，近一二十年在某些宗教地区也时常出现。
随着网络技术发展，博客、微博等新媒体不断涌现，这种事情也出现得更加频繁。尤其是如今的“公知党”，对于这一手法更是驾轻就熟。比如平度拆迁事件甫一爆发，真相尚未大白天下，马上有数百名新闻记者、律师“为了正义、良知和期待的法治”自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千里驰援，以煽动的言辞祸乱天下，对政府施压，意图操纵司法审判。
赵景范抿抿嘴：“学生传教之后绝不干涉政治！”
孙元起又道：“其次，传教不得与其他宗教或教派发生剧烈冲突。早在基督、天主等教派传入之前，中国就已经拥有各种各样的宗教，包括自己的本土宗教道教、流传演化近两千的佛教、在西北一家独大的天方教、在开封已经式微的一赐乐业教等等，此外儒家忠孝仁义理念各种更是深入人心。本来他们也都是棱角分明的石头，但经过数百上千年的磨砺融合，它们大多都已变得圆润光滑，渐渐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中，正常情况下不会发生剧烈冲突。但近几十年间突然涌入的西洋天主、基督等教，好比是热油锅里突然掉进几滴水，顿时引发无数骚乱。
“我也承认，广大中国人民，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及官员士绅，反对洋教传播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动机也不完全一样，其间夹杂着很多落后、保守、狭隘的民族情绪。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天主、基督等教对于中国传统思想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冲击，比如不祭拜祖宗、不跪叩父母、不进入祠堂等，确实让人难以接受。你想想，你的父母尚且如此，何况是其他人呢？”
赵景范闻言若有所思。
孙元起接着说道：“第三，传教应当允许信徒背教。据我所知，在西方的大多数宗教里面，背教都被视为是非常严重的罪行；而且在教会的训导下接受信仰，就永远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去变更信仰，或疑惑所信的真理。一旦有人背教，轻则动员所有教众出面规劝，重则罔顾国家法令施以惩戒。但近世以来，随着自然科学对于世界本原更深邃的探索，以及人文科学对人类本身更丰富的了解，宗教在严格规范信众日常生活的作用已经日趋淡薄，行为的背教乃至信仰的更改都会成为常态。
“《民国临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