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开玉来源《三国情思》
本文不代表小蛇观点，不过一些资料数据都很不错
东汉晚期至蜀汉早期，巴蜀土著豪族势力发展至顶峰，一呼百应，敢与地方政府、与大规模的起义军相抗衡。如中平五年（188）蜀中爆发了以马相、赵祗为首的“黄巾”起义，攻占雒县（今广汉），捕杀州刺史后攻下成都、武阳（今彭山）等地，短期内发展到十余万人；马相自称“天子”。面对义军，官军节节败退，几无抵抗能力。但犍为豪族贾龙却率家兵，多次击败义军后，又召集溃散的官吏、军队等，最后消灭了义军（《刘焉传》）。刘璋接任益州牧之初，刘焉旧部赵韪企图夺权，便率领土著豪族武装一直打到成都城下（《刘璋传引《英雄记》》）。在刘备攻打汉中之际，蜀中豪族马秦、高胜率部曲数打下郪县、牛鞞（今简阳）、资中等县城，威胁到蜀汉统治的腹心。影响最大的当然要数主要由南中土著豪族搞的南中叛乱，诸葛亮不得不亲自率军前往平乱。这些表明当时蜀中豪族已是一股极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
蜀汉建国后，怎样对待土著豪族，在统治者内部曾有过一些分歧，最后统一在诸葛亮的从严治蜀、坚决打击、抑制土著豪族的国策下。本文试就蜀汉土著豪族的发展渊源、主要特征、蜀汉政府对土著豪族的主要政策及其影响做一初步研究，欢迎指正。
一，三国蜀汉土著豪族之渊源
豪族，古籍中或称豪强、豪宗、豪家、豪右、奸豪、豪滑，强族、大族、大姓，宗强、右姓、旧族、大家等。在我国的政治、经济舞台上，豪族初兴于西汉中期，发展壮大于东汉中、晚期。
三国蜀汉土著豪族势力的形成，有着长期的历史渊源，多数豪族是经东汉逐步发展形成的。东汉中晚期，巴蜀豪族大姓的势力空前发展。他们垄断经济、于预政治、武断乡曲。广大农民逐渐丧失土地，沦为部曲，失去自由。
残余奴隶制度是豪族发展的动因之一整个东汉时期,巴蜀地区一直存在残余的奴隶制度。东汉政府曾采用各种手段，在蜀中大量释放奴婢。光武帝平蜀后，虽曾多次诏令释放奴婢，但却未能解决产生奴婢的主要来源，即未解决土地兼并、财产集中等问题。建武十五年“度田”事件后，政府对豪族买卖、使用、虐待奴婢之事，基本上采取姑息态度。故东汉早期，虽在光武帝时奴婢一度有所减少，但至明帝、章帝时，又超过了西汉末期；更为严重的是，被豪族大姓控制的部曲、家丁数目大幅度增加，带来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建武十二年春三月，汉军尚未最后攻下成都，刘秀便在洛阳发布诏书：诏陇、蜀百姓被略为奴婢现又提出自讼者，及狱官未报告者，全部免为庶民。十三年十二月，又再次下诏；益州百姓在公孙述时被略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民；或依托为人下被迫为妻，欲去者，听任自去；谁敢拘留，按青、徐二州《略人法》论处1。但这些政策遭到了地方豪族、大姓的一致抵抗，如在释放奴隶时，其主人要求退还买奴隶的身价钱等。结果，释奴措施在许多地区都不能贯彻落实。朝廷了解情况后，又采取了更强硬的措施，于建武十四年十二月再次下诏：益、凉二州奴婢，自八年以来自讼在所官，一圳免为庶人，卖者无还值。即规定凡从建武八年以来曾向所在地宫府提出自讼的奴婢，皆释放为庶人，不准追索奴婢身价等。这个政策在蜀中贯彻较好。从考古资料看，东汉初期，巴蜀地区的奴婢数一度比西汉晚期、王莽时期明显减少，但奴婢及其买卖仍广泛存在。这些措施无疑会获得人民的普遍支持。
流民丧失土地、兵荒、严重的自然灾害，是造成东汉流民的主要因素。流民泛滥，少则影响税收、徭役、治安，大则酝酿暴动、起义，威胁整个社会。王莽时期，战火四起，大批流民涌入巴蜀。东汉政权建立后，中原，关中等地豪族兼并较巴蜀发展为快，大批失去土地的流民又涌入巴蜀。与此同时，一些少数民族，或主动内属，或被掳入为奴婢。故巴蜀的流民较外地更多。东汉政府曾采取一些措施，使流民定居。如明帝即位时就颁诏天下：流民无名数欲自占者赐爵一级。自占即定居。永平三年、十二年、十七年、十八年又多次规定流民欲定居者赐爵一级。永平元年、建初元年、元和元年，中原、关中等地都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瘟疫，特别是牛疫流行，大批牲畜死亡，垦田减少，谷价昂贵、灾区贫穷者被迫流亡。与此同时，巴蜀地区却大获丰收，又吸引进了不少流民。元和元年，诏令各郡国“募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田者，恣听之”，即允许贫穷无田者流动，同时又规定这些人所到的郡国，应赐给公田，借给粮种，贳与农具，五年免租，三年免交人头税，若无公田则应设法尽量雇以耕佣。这样，进入巴蜀的流民除一部分参加边地开发(“赐以公田”)外，一部分则转变为豪族大姓的仆从耕佣、家丁部曲。流民的产生，与豪族兼并有关，流民向部曲的转化，加速了豪族兼并。这种恶性循环，在东汉早期，甚至整个东汉时期，从未停止。
光武帝刘秀本身是豪族。东汉政权，亦是依靠南阳、颖川、河北等地的豪强地主集团支持，才得以建立‘。其所谓“云台二十八将”、“三百六十五功臣”，绝大多数系豪强地主。东汉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