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送小叽国昭离开的背影，武藤信义心里则是思绪翻飞，久久不能平静。
这样做确实能暂时维护住关东军的颜面，但是毋庸置疑的违反了帝国的法律。
一旦曝光，轻则被撤职，重则被判刑，关东军上上下下都落不了好。
但是他却明白，小叽国昭也没办法，必须这样做，不然的话必将引发新一轮的流血冲突。
这个夏天，对于他本人以及关东军全体而言都是意义重大的，因为不久前大本营对关东军上下进行了改组。
对外，大本营给出的借口是原关东军司令部作战不力，尤其是司令官本庄繁。
根据对外公布的消息称，本庄繁在之前春、夏之季的作战中没有达到预计的目标，当时关东军集结了第2、8、10、14师团以及混成第38旅团、骑兵第1旅团的强大兵力，同时辅以伪军31个旅又6个支队对东北抗日部队发动了全面的围剿。
但因日军兵力有限，东北幅员广阔，地形复杂，抗日部队战斗意志旺盛，又得到民众的有力支援，作战灵活，有进有退。因此，关东军未能取得1932年夏季作战的预定成果。
到32年秋季之前，各地的抗日部队不仅未被其消灭，而且还有了很大的发展，甚至于对外号称有百万之众。
日军统帅部为了很快消灭东北的抗日部队，稳定刚成立的伪政权，于8月8日决定，撤换作战指导不力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改组傲慢、抗上的关东军司令部。
同时任命军事参议官武藤信义大将再次出任关东军司令官，并兼任日本驻伪满洲国大使、关东州厅长官，并由陆军中将小矶国昭任参谋长，冈村宁次少将任副参谋长，陆军大佐斋藤弥平太任高级参谋，陆军少佐远藤二郎任作战参谋。
原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被调任为军事参议官；原参谋长桥本虎之助，被调任为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原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任司令部附；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中佐等被调出。
当然了，这样的借口也只是说给那些圈外人听的，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武藤信义却很清楚其中详情。
关东军司令部改组的真实原因是天皇陛下和大本营对关东军产生了不满和怀疑，很长时间内关，东军把自己看成是独立王国，多次违抗命令不听指挥，使日本的既定政策或已由政府发表的外交声明，无法实现，造成在国内和国际上的被动。
其次是以国外驻军的优越感和“九·一八事变”的投机获得成功而居功自傲，目无一切。
特别是几个参谋，飞扬跋扈，控制着指挥机关和部队，联络上下、左右及军外与其有共同思想的各类人员，以贯彻其激进的政治主张。
比如说“九·一八事变”后的9月28日，日军参谋本部派其情报部长桥本虎之助少将至沈阳，传达参谋总长要关东军之行动须从日本国策方面考虑，重大问题必须事先请示报告的指示时，关东军的参谋人员等，认为参谋本部胆小怕事，竟将桥本虎之助，称为桥本猫之助。
另外就是以板垣征四郎等人为首的中高层军官伸手太长，操纵着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指挥权。因此上面才要对关东军司令部进行改组，以铲除这种抗上、专横的作风。
至于作战不力的原因也是有的，比如说在昭和6年的前8个月内，关东军以四个师团及其它部队连续作战，本应该取得决定性胜利。
但由于指导方针不对头，不仅对马占山这样的大规模抗日部队未能给予有力的打击，而且就连人数较少的抗日力量，也未能予以歼灭。
以致整个铁路运输，由于轨道、桥梁、车站、给水、通讯电路等经常遭到破坏，而无法正常运行。因此日军的各总部，认为关东军在治安作战方面极不得力。
但以上种种都不过是直接原因而已，关东军司令部改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日本军界中两种势力的斗争结果。
在日本军界存在着两种势力，一派主张继续搞政变，由天皇依靠军队直接进行统治，称为“皇道派”。
皇道派拥戴前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和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其成员多为下层军官，与民间激进法西斯组织联成一气。
另一派主张利用军部现有地位，联合官僚、财阀，掌握内阁实权，建立“高度国防国家”，以加速对外侵略，为此就必须“统制”（约束）军队的能力，因此被称为“统制派”。
这一派则是拥戴现任陆军大臣林铣十郎，其成员永田铁山、东条英机，多为中坚军官。
尽管皇道派和统制派都秉承日本对外扩张的理念，说白了这两派都是日本法西斯化过程中的产物，都是对外扩张的鼓吹者。
但是由于方法不一样，所以两派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紧张，相互看对方不顺眼。
相比于统制派的温和，皇道派则是一个松散的集团，大体上由年青的野战部队军官，甚至是中队级军官组成的。他们的行动非常大胆、不听指挥，经常毫无组织纪律的活动，包括暗杀和搞政变。
军队内部的斗争是相当残酷的，嘴上如果达不成协议的话，流血是必然的。
几个月前的5月15日傍晚，劳碌了一天的东京人又像往常一样，涌上了**攘往的大街，急急忙忙地向家中赶去。
日本三弦琴悠悠的乐声四处飘荡，使东京沉浸在一种说不清是哀婉还是静谧的日式氛围中。
这是东京人一天中心情宽松激动的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