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底的中国，物价持续稳定，名义上是以白银价格为参考的鄂版纸钞其实是信用货币。在物价和币值双稳定的基础上，信用货币的发行、流通、承兑都很正常，不会出现挤兑风潮，即便在某些不可知因素下出现挤兑，只要控制在一定规模，也可应对自如，信用货币仍然能够保持信用，保证流通。
关键是——物价和币值能否保持长期的稳定？
在欧战正剧、东亚紧张的此时，如果不设法引入大量的比价性货币或者大量的硬通货币，何向东依赖的信用货币体系就会出现危机，一个不好就会崩溃。那么，何向东的军队整编、工业发展、社会转型、对日决战统统化为虚无。
中国要工业化，短期内可以指望欧洲的订单来支撑产能、扩大生产，长期就要内需来支撑。因此，培养、壮大国内对工业品的消费需求，是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信用货币的关键。
引进外资投入工业和商业流通，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分流和消耗，减少国家经济对农业的依赖，增加农村人口对工业品的消费能力，又能在持续吸引的外资中持续的保证信用货币有足够的比价性、参照性货币作依靠，还能吸入大量的金、银硬通货币。
于是，信用货币的地位也就稳固下来，还能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大继续增发纸钞，以国家集中投入重点建设项目的方式融入到经济循环中。如此，国家建设的事情办了，国家财政困难解决了，国家体制的基础——社会结构也转变了，国家的工业化也渐渐完成了。
既然如此，让洋人赚点钱算什么？不开放之前，洋人没有在中国赚钱吗？那时候他们赚走的钱与中国人有关系吗？有！他们用在中国赚到的钱借贷给中国政府，掠夺中国人更多的血汗和资源。
换一个角度再看。
中国四万万人的大市场，不开发就是一潭死水，产生不出任何效益，更不能增加政府的财税收入。政府要建设、要整军、要大笔投入教育和科技研究，钱从何来？增税！增税就是国家****的源头。通过吸引外资、开放市场来促成社会转型和国家工业化，同时还能解决国家财政吃紧的根本性难题，远远比单纯去“大借款”或者增税来得高明！
对此，搞金融经济出身的梁士诒深有心得。当三巨头出现之前，正是这位刚刚完成阵营转换的“新人”在苦口婆心的向“尚有疑虑”的与会者们解说，把何参总的规划说成了“国家走向强大的必由之路”。
确实如此，从来没有一条强国之路如此清晰的展现在中国人面前！
等到三巨头出现时，看到的是一双双充满希望和自信的眼睛。
黎元洪居中坐了，摆手让众人就座后，开口道：“诸位来此想必有不少疑问，那就索性敞开了说，元洪在一旁听着就好，凡事有总理和参总做主。”
典型的黎元洪、黎菩萨做派。
段祺瑞如今在军事、经济、外交上都指望何向东拿主意，自然是手一摆，示意众人要问就冲着何某人去，别来烦老子。
何向东却已经看出来，问题已经被某人解决了，应该说是自己在总统府没有说透的话，已经被人给说开了。大家疑虑尽去，等待的是何某人拿出实施的方略来。嗯，**改革问题、经济发展问题、外交争取协约的问题，必须与军事，与日本结合起来说。
“日本是中国的大敌，对此无需多说。在日本强、中国弱的当前，我们要做的是竭力让日本不得发展而中国快速发展，假以时日，两国国力对比就会发生改变，中日决战之时就将到来。欧战为远东的中国和日本提供了发展良机，欧战打的越激烈、时间拖的越长，对中国和日本就越有利。但是，如何满足欧洲列强在长期战争中对战略物资的需求？没有一定的工业基础是无法满足的，我们已经落后日本很多，必须设法不惜一切代价，运用一切手段来弥补，使中国国力能在欧战期间得到快速增长。这么说吧，中国和日本，正在进行一场争夺欧洲战略物资订单的经济战争，这场战争对于两个民族、两个国家来说，战略意义远比动用军事力量的决战更大。战略制胜四字，就体现在这一场经济战争中。”
这话一说透，与会的将领们顿时来了精神。
“当前急办四件事，不准记录，相关事情相关责任人自己牢牢记在这里。”何向东抬手指点脑门，说：“第一，加快与协约国的谈判进程，关税自主、停付庚子赔款、恢复我军在北京——山海关铁路沿线驻军权、协约各国以财政和技术支持我国完善军工，四个条件一个也不能松口。第二，整理全国公务人员和军人薪饷、勋位、勋章奖励制度，考核公务员和军队各级军官，原则是节约开支、缩小收入差距和能者上、庸者下。第三，军队整编和军区划分要尽快拟出实施办法，尽快执行，在此事未能完成之前，第十五师暂不出关。第四，清理甲午年以来与列强的条约，包括地方政府私下里与列强签订的条文，外交部、总参谋部和内政部联合派出专员组，一一核查条约执行情况，重点放在东三省。诸位，八年后，也就是1923年，中日两国之间必然爆发一场决定生死存亡的大战。我们只有八年时间！”
骇然、兴奋、激动、惊讶包括黎元洪和段祺瑞，都是第一次从何向东嘴里听到“八年之期”。
何向东在“嗡嗡”声中等待着，观察着，把众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