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点,荆州州牧崔节的弹章上写的清楚:“……年前内阁蓝批《奏请免青徐两州一年赋税折》准以行事,该因青徐两州逢十年一遇之大旱,今年始,青徐两地粮价腾贵,民难以为继,困苦难言……蓝批之后,青徐奏请淮扬转运米粮。周转以度……帝国米粮转运,皆由银行事……然吉安主簿何某,竟以腾转银行之便,行贿有司,上下齐手,将自淮扬至青徐之赈灾粮米私自截留发卖,谋取暴利数万。年中。检察院有司入淮扬考核,稽查得知此事,又有吉安主簿者,于十月五日夜密访驿馆求见检察院稽查郎中安世吉,以求弥彰之效……圣祖曾立下法度,帝国以高薪养廉政。若如此任贪墨金币百枚以上者处斩……”
弹章冗长,不过所有看过弹章的人都只会关注以上内容罢了。
这个案子不难办,依照法度,行贿与受贿者同罪。只待刑部核查清楚,报备大理寺,交予内阁蓝批,然后呈交陛下朱改。最后将两人问斩也就是了。可问题是,真的就这么简单吗?如果这么简单又何必拿到朝堂上争论?
国人都有“引鉴”之理,既然发生了这种事,当然要想出一个能够杜绝这种事情发生的解决办法。那好,问题就复杂了。如何才能杜绝呢?
当时朝堂上就有官员提出,需整顿银行,或将银行归入户部以利管辖监督。就这一句话,顿时引起了后党朝臣的激烈反对。
其实从这个弹章拿到朝堂上争论的那一刻起。后党就意识到这是帝党挖下的坑,就等着他们往下跳呢！只是后党没想到,帝党早在去年之时就开始着手布置了。有印象的内阁参议们还记得,这道《奏请免青徐两州一年赋税折》是去年渤海侯遇刺之时交上来的,当时朝会,很多朝臣都在为雒阳府尹上官鸿的《奏请彻查渤海侯遇刺案及弹劾羽林暗卫逾权断狱折》而大发争吵,竟然都忽略了这个小奏折。却没想到这是帝党布下的第一枚棋子。在这个时候发作出来罢了。
当然,如果仅仅是这些,倒也不可怕,唯一可怕的是。荆州州牧崔节的弹章居然能够堂而皇之的拿到朝堂上议论。
要知道,大汉帝国行政制度非常严密规范,外省一般奏折都是经过工部建筑司官驿局统一收取,然后放到行政院分拣司统一分拣——当然,这个过程是不能打开奏折的,有火漆封印可以验看——然后根据奏折封面的题奏判断该奏折是转交行政院还是检察院。接着才是各院参议郎中翻看,如果有写直呈内阁的,则必须直接交到内阁参议处,等候内阁大臣查看拟批答复。
而枢密院因涉及军事,另有一套奏折传递路径,一般是通过枢密院分设各军团的兵部车马司统一收取,然后直接呈交枢密院各部参议、参谋,然后才是递交内阁。
当然,为了弹章这种敏感奏折能够真正放到能管事的大佬面前,帝国还专门设立了另一套传递体系,主要还是以暗卫踏白为主——这也是暗卫广为人知的原因之一——每州每郡,甚至每个县都有暗卫设立的公开点。因为弹劾这种事只会发生在官员之间,所以平民百姓是不会知道这个点设在何处的。但六品以上官员大都知晓。暗卫收取弹章之后,会通过军驿方式发往帝都,最后呈交内阁。
以上三种奏章传递渠道,最后都必须经过内阁——暗卫自己的奏折不在此列——特别是这种能够拿到朝会上的奏折,更是肯定要在内阁大臣中过手的。也就是说,此次正四品州牧弹劾正三品郎中的弹章是经过内阁大臣同意的。再进一步说,内阁大臣中至少有一位大臣是坚定站在帝党这边的。
可问题又来了,内阁三位辅政大臣中,谁是帝党?谁是后党?
为了平衡,内阁三位辅政大臣都是有单独上奏权力的,他们各自分管的奏章也是不需要经过其他两位大臣同意便可洽的。只有不决之事才会拿出来讨论,或者交由皇帝裁决。这样一来,三位辅政大臣都有可能是帝党,也有可能是后党。
可这一日的朝会上,不知是故意还是有意,内阁三位大臣都没有出现,只有礼部尚书东方棤主持。而那份弹章则是由礼部宣传司的郎中陈泗拿出来的。
谁都知道,礼部其实是朝中万年的中立派。特别是这个陈泗,他这个宣传司郎中。负责帝国邸报刊登诸事,经常曝露一些帝国官员的糗事,不管帝党还是后党都曝过,是个非常讨人厌恶的人。有些被他曝过糗事的官员甚至骂粗口,称他为“朝堂搅屎棍”,而他听后还怡然自得,甚至在邸报上大肆宣扬。简直不可理喻。
面对这样一个人提出的弹章,谁都无法淡定地单纯认为是帝党或者后党向对方发动攻击了。
从表面上看,很明显,这是一件对帝党有利的事情,可以借着这件事完成对帝国银行名正言顺的接管,从大义角度上占据先机。但事后很多帝党官员互相通气。却发现都不是事前就知此事。而后党也本能地开始反对这件事。为了反对,许多官员甚至提出“荆州牧诬陷同僚,以下犯上”为罪名,要求刑部将崔节也定罪。
这样一来,牵连面就广了,一时间说荆州牧有问题,需要押回帝都质询者有之。说此事还有待勘察。需将当事者全部递解进京者有之。还有人认为检察院监守自盗,已不能履行监察百官之责,左右谏议大夫难辞其咎的。更有一些不怕事情闹大的官员高呼开三司会审——这种人就是脑残,直接无视。
众臣委决不下时,还是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