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容易金涛摆脱了白宜君与罗萱儿，这一大一小两个麻烦。
不过他的思考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只是往往因为走路的时候，没有注意过底的洞顶，而撞痛了脑袋的时候才会被打断。
木兰营独自成军，这是不必去考虑的事情，金涛不会用她们打野战。
无论再如何说，女人的体力终究是不如男人的。但有一点，女人们天生是敏感而又细致的，在巷战里有着天生的优势。那么改装过的盒子炮，将会更加适合她们使用。除此之外，在未来占领新的城市或者地区方面，女人充当占领军，会让当地人感觉到温和些。
木兰营金涛不打算扩充的太大，那里只接纳要参战的女兵。截止目前，使女人离开战场，依然是金涛的主要目标。如果可以的话，蚩尤军木兰营的主要作战就是巷战、守卫、占领工作。
至于更多有心加入军队的女人，金涛打算在将来征兵的时候设个坎。那就是促使尽量多的女兵，进入到军医的行列。他可不想未来的蚩尤军像是国民党军队一样，对于伤兵居然从来没有配备足够的医疗系统。
而且女人们也可以负担男人们有些“怕”的，复杂而又琐碎的工作。例如维修，例如通讯等等诸如此类低危险性，但需要细心与韧性的地方，应该是女兵们前往的方向。
唯一令金涛有点担心的是，发誓复仇的女人们，并不容易被安抚下来。宁愿死去，或者战斗洗刷那些她们不能承受的耻辱，几乎是她们唯一的选择。
这当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虽然金涛包括他所有的手下，都不会轻视过一个受辱的姐妹。然而，想要让世俗的目光改变，不付出血的代价是不会成功的。
如果说鲁迅先生的那句——“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人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那么现在金涛就会要它发生改变，不改变？哼哼恐怕面对断头台，由他们不得！
鲁迅先生还说过“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子们在瞪眼中长大了，又向别的孩子们瞪眼，并且想：他们一生都过在愤怒中。”
在这时的中国，真正的勇士总是稀少的，也总是受到冷落与孤立的。无所谓这时哪个所谓的精英党派，无不为了独裁而大做准备。溢美之言不必说，国民党的“三政还民”不过是为了愚弄中国百姓的，有如当了妓女还硬要立个牌坊的无耻行为。
另外一些人更加不必说，用外国政府党派里的争执，来惩罚自己人。甚至因为杀多了骨干，而丢掉了根据地的愚蠢笨蛋。这样的行为，同样说明了一件事。中国人的生命尊严，抵不过某种政治观点以及所谓的政治学说的重要。
“也许远离政治，才是中国真正富强的道路！”
未来的发展在金涛的心里，那是千头万绪。可不管怎么说，他都必须去面对南京面对这个铁血的时代。
战斗并不令金涛担心，但在这时的中华.民国，却有着一些特殊的问题存在。
例如反对中日战争的人，例如一些商人们认为他们的利益，还要高于中华民族的尊严，而依然在贩卖日货。国内的某些政客，依然在叫嚣着与日本人合作，更有堪者要堵住所有民众的嘴，要他们在尊严受到伤害的时候，一言也不许发。
这件事有历史事实为证，在1934年的时候，抗日这个词汇，还是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禁词。这在1933年的影帝金焰的回忆录里，有着鲜明的体现。而且《中日战争之我见》里，林语堂先生对抗日战争前的1930年到1936年间国民党政府统治的现状进行了无情鞭挞。
以下是摘录的几条实录，看看那时的中国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中国政府是如何不惜实行最严格的新闻检查，并严格禁止示.威.游.行以压制反日情绪的呢？拒有着种种防备，学生的示威游行还是爆发了，北京的警察竟然挥舞着大刀朝学生砍杀。是同样的大刀，燕京的学生们曾经送给，过去在长城上抵御日本军队的第二十九师；还有，在寒风刺骨的天气里，警察们拿着消防水管朝示威游行的学生身上浇凉水。1930年5月，我目睹了成千上万的北平学生的一次示威游行，后来都血流满面地坐在黄包车里被拉回去。但是政府的新闻检查是如此的严格，几天之后我回到上海，发现上海的中国报纸没有登出一条有关示.威.游.行的消息。
1935年中国海关的官方报告说，在仅仅九个月内，华北的大量走私已使关税直接收入的损失，超过2500万元中国货币。然而，关于这种大规模走私哪怕是只言片语的报道或评论，在中国报纸上也是不许可的，拒这种走私已经进行了一年多；直到伦敦和纽约的报纸纷纷报道详情，中国报纸才开始有所披露。
另一次本已准备好的上海大学生的示威游行，又因中国宪兵闯入复旦的男女生宿舍抓走八个学生而告夭折，那是在1936年3月24日。次日，除英文报纸在头版头条刊登这个事件之外，中国报纸对此事只是一笔带过，还刊登了新闻发布中心发表的一篇淞沪警备司令的发言：少数共.党学生如此无视法纪，指挥总部的联络官员命令上述学校当局交出共.党不法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