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金涛离开了栖霞寺的山门之外，其他人又都回到寂然法师的禅房，屋子里重新坐下的人的人中，多数人都因为金涛的离开，而明显的松了口气。v）
这不包括用目光一直追随着金涛的施钰丹，他只是掂着飘飘然的如同神仙似的胡子不语而笑，他笑什么沒人在意，但有许多人对于月基的话则非常在意。
“师父，蚩尤军的金司令要他的手下把替我们看门的日本兵给抓了，看样子是活不了的！”
月基心里害怕金涛，但同时他也明白，中国的军官们总还是要照拂父老们的面子，就好像那个金司令一样，倘若他真的像他自己吹嘘的那么厉害，那么就该多给“父老”们一些面子。
所谓的“父老”，自然是在座的附近十里八乡的名人、乡绅们。
“这……”
寂然法师沒有表态，说句公道话，他是赞同金涛他们的作为的，但作为一个和尚，作为这里的监寺，他不能表示赞同，因为这里的两万多难民，许多人更愿意听眼前这些名人乡绅的话。
他们都是有宅有地的人，即便是城里人，在乡下依然有大宅与土地，他们是栖霞寺难民们粮食的一个來源，别看作为占领军的“皇军”，成天扫荡、搜索，他们可弄不去这些人的粮食。
这不奇怪，因为军阀们的连年混战，过往的军爷们总是要吃粮的，这是所有的“军爷”，不大愿意得罪所谓“乡绅”的原因，因为一个乡绅藏的粮食，十个“军爷”都找不到。
另外一个原因是，这时的中国时常会遭灾，即有天灾，多数时候又是被盘剥的黎民们，因为沒有隔夜粮而经过不起任何自然的或大、或小的灾难。
因此吃大户，这种参与者广泛，还有法不责众的，从法理上而言的严重违法事件发生，当然，其有**的原因，也是富人们对于中国的盘剥过于沉重的原因在内。
这也是中国富人们的愚昧，他们并不懂得，钱再多沒有用，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法治国家才有永久性和平富裕的可能，不然，财富总免不了外族的掠夺，无论古代的蒙古、满清还是近代的鸦片战争等等一系列入侵，都表明了这些问題的根本性原因。
这些事情即不是富人的问題，也不是穷人的无理，这是一个国家规则缺失，一个国家法律混乱的真实写照。
所以“吃大户”这样的事情，无论被吃的还是吃的，都是一种可怜，对于整个国家与整个民族，同样是一种可悲。
可怜在于那是大家平时“明哲保身”最后得到的结果，可悲在于“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第一个蚁穴，所有人都认为那不过是小事一桩，只要自己过好眼前的生活，或者说所谓的享受生活的乐趣就可以。
至于子孙们要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那是沒有人注意的事情，这是社会学的原理问題，是由盛转衰的必然趋势。
看看截止1937年的民国，货币贬值、治外法权、租界、洋粮、洋布、洋机器，富的是开了那些所谓“织布厂”“面粉厂”的老板们，但凋敝了整个民国真正的，排除了普通轻工业的民族工业。
结果是唯一的，再肥的羊，也免不了要上餐桌，再富的国家，造不了航母、坦克、飞机、大炮，照样要付出数以千万的生命以及损失整个社会积攒的财富。
这绝对是一种可悲的循环。
“呀，那可怎么办，要是沒有了站岗的皇军，那我们这里……”
说话的是附近一栖霞镇的镇长李则栋，他手里掂着一个水烟袋，胸前挂着一柄牛角梳子，梳子的背后还有一个银签子，那是用來挑烟泡的，挂在外面表示家财富有，最少还有钱吸大烟。
在民国吸大烟、嫖娼与打麻将，是“场面人”所必须会的三件事，尤其是头一项，吸大烟代表着认为一些运大烟的“强人”，又或者说与“**”有着什么关系。
这时的中**队，无论地方还是中央，军队都与大烟有着最直接的关系，那是军资，也是比金条带起來更保险的财富，许多时候，有土地的人，也愿意用粮食换些大烟藏來保值。
收藏的办法很简单，只需要把两个土瓷碗扣在一起，然后用混了油的石灰把缝一封，再然后湿一片土墙上的泥，把碗放进去就好，大烟能治病，在紧要关头以当黄金使。
诸位不相信，问问老人们，应该听得到这样的事情。
李则栋之所以沒有光，是因为他放不下家里的几百亩地，还有埋进地里的那些粮，不管别人怎么说，他只认一条，谁家來了都要交粮纳税，像他这样的地主，可不是那么容易到处跑的。
但他不是汉奸，他只是严格遵从中国式的教训。
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这依然是愚昧的“明哲保身”，依然免不了在未來的社会里要受到外族的侵略与盘剥，想必法国资产阶级，如果不是看透了这一点，也不会玩什么“巴黎公社”，当年英国的“光荣革命”，如果不是看透了这一点，也不会进行。
说到底，未來的世界是一个工业、商业繁荣的世界，那么那就必须是一个规则明晰的法治化的世界，因为沒有规则，无论商业、工业，最终都会形成诸如“四大家族”那样的环境，并最终成为未來国家最大的祸患。
这些事情，许多中国人不愿意听，也不愿意想，这不怪他们，因为眼睛看着周围的一切，就可以轻易断定，老人家们的“明哲保身”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