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姜成索性也就豁出去了：“那是当然，虽说我个人看不上《书剑恩仇录》这本书，但它的确还是一本经典的武侠为金庸先生开山之作，金庸先生成功地在书中突出描写了自己所崇尚的侠文化。一般的侠，体现在以武功来扶善锄恶，扶危济困，打抱不平。这虽不及大侠的旨归宏远，但本质上仍然是入世的，呈现了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不过上古时代中国的侠似乎并不具备后来的、其实只有在文学中才完备的道德理性。司马迁的《游侠列传》中的人物，主要是感恩知报，重然诺，轻死重义。他们的人生纯粹是为私人恩怨的，不怎么计较是非。其中许多人，成了私债的奴隶，只好以死偿之。这种侠，很个人化。大约他们对个人的尊严看得十分重，收受了他人的恩惠就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亏欠，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心理的亏欠摆平才安心。以私人的方式——武力干预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即韩非子所谓“儒以文乱纲，侠以武犯禁”。后世的侠，要普遍地助危济困，并不限于报答和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人，所以更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金庸先生创造的武侠就属于后一种。不管到了哪里，路见不平，就需出手干预，不管和自己是不是相干。用金庸物的话来说就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种武侠形象的形成和普遍化，大约与清官一样，是由于现实社会中人们对于不平等现象的无能为力，因而寄希望于那些具有特殊人格、能力的人们。
陈家洛这个人物，虽然我看不上，但他身上还是有着金庸先生笔下的侠之美德。即任重道远，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气节，托孤寄命、临大节不可夺的操守。
而且在我们还可以看到金庸先生对中外各种古今文化的交融。这体现了金庸先生对古老中华传统文化的迷恋，包括对琴、棋、书、画、医、武诸艺，儒、道、佛诸学的倾倒，但也不乏对新文学以及西方艺术手法的借鉴。如金庸先生对物的描写，便吸收了许多古典长篇名作的手法，形成了他独有的浑穆蔼然、从容超俗的总风格。《红楼梦》写家境方面的细腻入微，写情爱方面的含蓄和美与天真浑朴，对金庸极大，从章法到人物出场都可看出。尤其是侠义门派之间的争斗，或运筹帷握，或揭竿而起，或携敌入室，或化仇为友，明显是罗贯中惯有的手法。江湖行侠，仗义行武，尤其是对现世相的刻划更切近《水浒传》梁山泊群图。而在《书剑恩仇录》中的香香公主喀丝丽身上，我们还能看到《荷马史诗》中的著名美人海伦的影子。这些细节，让我们认识到金庸先生出众的才华以及金庸今中外文化的交融并蓄。
还有，在《书剑恩仇录》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现代意识，如对传统女性形象的颠覆，这体现在霍青桐和香香公主这两个与众不同的女性角色身上；如民族平等思想，这体现在书中多民族文化的描写；如无根感的描写，书中主要体现在‘家’的缺失，即父亲形象的缺席，也就是主角陈家洛自幼丧父，带来了存在根据的缺失。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这本涵着迷人的文化气息、丰厚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民族精神，这些都是这本取之处。”
话音落下，在场四人都鼓掌致敬。
胡歌忍不住在心里想到：我何时能有这份见识？
李国立则忍不住说道：“真是太精彩了！一番话，由浅入深，涵盖了方方面面，把各个闪光点剖析得淋漓尽致，这要还是没有深入研究过，那那些研究金庸家学者都可以回家种地了！”
姜成谦逊一笑：“都是小子浅见，当不得李老师如此赞誉。”
“不然！”蔡艺侬抢先说道，“为了改编《书剑恩仇录》，我们可找了好几个知名学者，可没有几个有阿成你这份见解独到，把优缺点都分析到了。阿成，你就是太谦虚了！”
“是啊！”李国立也点头同意，“那么，阿成，你觉得要是把《书剑恩仇录》拍成电视剧，如何能把它拍好？”
“那自然是要扬长避短，”姜成不假思索地说道，“我刚才已经说了几点不足，只要把它们一一补足，再加大其中的闪光点就行了。像主题思想，既然我们都知道了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那就在这方面多下功夫。将红花会的各个当家都塑造成英雄，加些英雄事迹的细节描写，在另一方面又要突出清政府的残暴无情，在其统治下的各族人民生活的艰难，以表明‘反清复明’是必须要履行的崇高使命。而对于男主角陈家洛，则放大他人性中的光辉，既然他成不了枭雄，就努力把他塑造成盖世英雄。在其做各种艰难抉择的时候，多加几个心理描写，让观众代入进去，了解他的不容易，这样一些缺点就不会那么突出，反而与乾隆的狠辣无情形成强烈的对比。在最后大战的时候，可以将双方那个血战的结果弄得更惨烈一点，显得红花会的英雄们虽败犹荣。而最后结局也不要让所有人都隐退，留下一部分人继续做着‘反清复明’的事，就好像留下了希望的种子，更加能突出主题。
还有，这是武侠的电视剧，动作戏是少不了的，也是其中最吸引人眼球的因素。在动作戏中最好多加一点武功效果的逼真特效，就